照見歷史的精神譜系坐標

——評紀錄片《中華史記》

趙暉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講到“對本國歷史的溫情和敬意，乃一切革新之根基”，由愛奇藝、中國教育臺與華志紀實共同策劃出品，廣州南沙科金控股集團文化投資板塊中盈影視文化基金、長影時代科金影視傳媒(廣州)有限公司、深圳樣樣紅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紀錄片《中華史記》，就是這樣的一部通往中華文明深處的古今對話與精神探尋。這部橫跨夏商至明清的史詩性作品，沒有陷入傳統歷史紀錄片"王朝更迭大事記"的傳統敘事模式，而是通過考古實證與人文敘事的精妙交織，在宏大歷史框架中捕捉文明演進的關鍵密碼，構建起一部兼具學術厚度、人性溫度與藝術張力的文明啟示錄。《中華史記》以戲劇為舟、文物為楫，在歷史長河中打撈出“何以中國人”的精神坐標。

一．歷史的溫情坐標：時間、空間、學科三維敘事

《中華史記》構建了一套獨特的“時間-空間-學科”三維坐標體系，顛覆傳統歷史紀錄片的扁平敘事。全片以時間軸為顯性骨架，從夏商開篇直至明清收官，清晰呈現中華文明演進的完整脈絡。但每一集并非簡單的“朝代大事記”，而是圍繞核心主題展開深度挖掘：如第二集《從巨獸到肥羊》聚焦“周禮與宗法制度的奠基”，第十四集《文人的理想國》探討“宋代士大夫政治與科舉制度的成熟”，第十七集《寶鈔、白銀與大航海》剖析“明朝經濟政策與全球貿易的互動”。這種“編年體框架+主題單元”的結構，既保證了歷史敘事的連續性，又讓每一集成為解讀文明某一維度的切片式研究，實現了“通史視野”與“專題深度”的有機統一。

從空間敘事上看，攝制組踏遍二十余省，130多個博物館，將地理變遷納入歷史敘事：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夯土基址與今日村落疊印，武漢盤龍城青銅作坊在江洲重現，地理坐標成為文明演進的活態注解。

在學科維度上，天文學還原武王伐紂時的“歲星當空”天象，氣候學分析商末小冰期干旱與甲骨“河竭”記載的互證，比較學則揭示夏文明南達廣州鹿頸村的輻射力，多學科交匯讓歷史從單數變為復數。

二．發現者探索視角：文化、戲劇、史料的三重敘事

紀錄片采用了“發現者視角”，這種視角引導觀眾化身歷史的“偵探”，跟隨考古學者撥開歷史的迷霧，與文獻專家一同解讀史料。每一次對甲骨卜辭的破譯，每一處陵墓結構的揭秘，都成為通往古人精神腹地的幽徑。

這種發現者視角表現在將“戲劇沖突法”注入紀錄片本體，構建起“文物—戲劇—史料”三重敘事引擎。全片以商周青銅器、秦漢簡牘、唐宋書畫為物質載體，通過情景搬演激活其中的精神密碼——當婦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把件在顯微鏡頭下旋轉，西域玉料與中原紋飾的肌理被放大為文明交流的毛細血管，旋即切換至演員演繹的婦好占卜場景：她摩挲玉器時的指尖微顫，與甲骨卜辭“婦好娩嘉”的灼痕交疊，瞬間打通器物紋飾與生命情感的隱秘通道。

這種視角讓歷史不再是教科書上凝固的結論，而是一場充滿未知與頓悟的發現之旅。觀眾在“發現”的過程中，獲得的不僅是知識，更是對自身文化源流“原來如此”的深層體認與情感共鳴，是關于“禮”的堅守、關于“仁”的追求、關于“天下”的憂思。

紀錄片打破傳統歷史敘事“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普遍采用“宏觀-微觀”雙線交織的結構：宏觀視角聚焦王朝更迭、制度變革與文明沖突，如第五集《秦法的世界》中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的帝國構建；微觀視角則深入個體生命軌跡，如第五集，秦國小吏“喜”的竹簡日記，以小人物視角還原秦法落地的真實狀態。這種雙線敘事在第十二集《何其有幸，生在大唐》也有所運用：一邊是大明宮、大唐西市的盛世圖景，一邊是敦煌商人的跨國欠條、阿龍女子的土地訴訟案，讓“盛唐開放包容”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可觸摸的個體經驗，形成“國家敘事”與“民間記憶”的共振。

青春破壁敘事拉動了古今對話的距離，以“商王武丁的思維距離恐有整個太陽系”“古往今來，‘吃’心不改”等青春化表達消解歷史疏離感；每3-5分鐘設置懸念鏈，如紂王赴火究竟是絕望還是獻祭？借鑒類型片節奏強化敘事黏性。這種發現者視角敘事，使冰冷的文物轉化為承載文明基因的活態載體。

三．考古實證的故事表達：以物證史與以情動人的融合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呼吁歷史的主體性時談到，“歷史學家不是過去本身的囚徒，而是理解的囚徒”。敘事結構高度依賴考古發現的實證支撐，將文物、遺址轉化為敘事的“關鍵錨點”，相較于BBC《中華故事》用符號化意象（如龍紋、餃子）構建“中國性”的淺表嘗試，《中華史記》開創了更具深度的文物闡釋路徑。創作者"以物證史"，將考古發現作為串聯歷史的鏈條。第一集《遙遠的啟示》中，甲骨上的灼燒裂紋與祭坑中的青銅禮器，不僅是商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直接物證，更成為解讀早期先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宇宙觀。在第五集《秦法的世界》中，秦咸陽城遺址的夯土臺基與云夢睡虎地秦簡的墨痕形成奇妙對話：前者展現帝國機器的宏大架構，后者則讓基層官吏"喜"的竹簡日記，成為觸摸秦代法制溫度的毛細血管。

紀錄片將器物損傷、文本殘缺、身體苦難三重意象交織的敘事，也是東方美學物哀觀的當代顯影。以孔子周游列國段落為例，攝制組在河南商丘復原春秋驛道，當馬車顛簸導致竹簡散落，特寫鏡頭聚焦簡牘上《論語》“逝者如斯夫”的墨跡被泥水洇染，此刻竹簡不僅是文獻載體，更成為士人理想在亂世中飄零的隱喻。

同時，創作者還以遺址—文獻為互文，如咸陽城遺址的宮殿布局與《史記》中“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的記載相互印證，讓抽象的“帝國規劃”轉化為可感知的空間實體。將考古遺址轉化為戲劇化場景也激活歷史現場：如商紂王自焚獻祭的開篇、包拯攔駕強諫的宋代朝堂、阿龍女子告狀的唐代縣衙，這些具象化的故事不僅增強了敘事張力，更讓冰冷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成為“有溫度的歷史”。

四、主題暗線貫穿：制度、文化與文明對話的隱性邏輯

許卓云“中國文化如黃河，渾濁卻從未斷流”，在顯性的時間線之下，多條隱性主題線索貫穿全片，形成深層結構。創作者以制度變革為主線，梳理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內在理路。第二集《從巨獸到肥羊》中，周公制禮作樂的創舉被賦予現代政治學解讀：宗法制度構建的"家國同構"體系，實則是古代中國最早的"國家治理操作系統"，其影響綿延三千年直至今日的社會倫理。第十四集《文人的理想國》則通過包拯攔駕強諫的戲劇性場景，將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君臣共治"理念具象化，與漢代的察舉制、隋唐的科舉制形成制度演進的清晰脈絡。這種對制度文明的深度挖掘，超越了單純的事件敘述，抵達了歷史哲學的高度。文化包容線，漢代邊塞移民（第七集）、唐代胡商與女性權利（第十二集）、元代驛站的多民族網絡（第十六集），共同勾勒“多元一體”的文明融合軌跡。第十二集《何其有幸，生在大唐》通過敦煌商人墓中的跨國欠條，勾勒出絲綢之路"貨幣-商品-文化"的流動圖景。而第十六集《最遼闊的夢》中，元朝驛站制度構建的"神經末梢網絡"，與清代歷代帝王廟的多民族祭祀體系，共同指向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深層結構。個體價值線，大人物的人性祛魅：秦始皇不再僅是統一六國的鐵腕君主，更是推行“書同文”卻焚書坑儒的矛盾體；司馬遷忍辱著書的身影被置于《太史公自序》“發憤著述”的精神譜系中，與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的圣賢傳統血脈相連。小人物的時代切片，通過聚焦秦簡小吏“喜”每日抄錄律令的勤勉，敦煌胡商“闌”穿越絲路的冒險，歷史洪流中的個體微光被精準捕捉。

紀錄片以器物、文獻、人物為緯，編織出的是一幅中華文明核心精神圖譜的綿延畫卷。我們從中看到，商周“敬天法祖”的秩序觀如何孕育了后世對倫理與責任的看重；先秦“士志于道”的理想主義如何滋養了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唐宋“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如何塑造了獨特的自然審美與生活藝術；明清市井煙火中的堅韌與變通，又如何體現了文化肌體生生不息的適應性智慧。這一切并非斷裂的碎片，而是一條奔涌不息的精神長河，它回答了“何以中國”。這些深植于文明基因中的價值理念塑造了獨特的社會形態與文化認同，更回應了“何以中國人”，塑造了我們共通的情感模式、道德取向與審美追求。

《中華史記》以編年體為“經”、主題單元為“緯”，以考古實證為“骨”、個體故事為“肉”，通過多維度視角與情感化表達，讓文明演進的宏大命題變得可感可知。如果紀錄片中能更多的結合不同史學家觀點，并形成百家爭鳴的話語討論，則不僅能再現歷史的復雜面相，更可揭示文明傳承中“變與不變”的深層邏輯。總體而言，《中華史記》作為一部歷史紀錄片，試圖探尋歷史的精神譜系，探尋"我們從何處來"的密碼，從而獲得"我們向何處去"的啟示。

趙暉 中國傳媒大學視聽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