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袁欣 王李霞

【摘要】網絡情緒成為突發自然災害中影響輿情發展走向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12·18 甘肅地震”在微博平臺上的信息傳播為案例，探討突發自然災害情境下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情緒分布及其對網絡議程設置的影響。研究采用計算傳播學研究視角，結合 BERT 深度學習模型，對微博的 23801 條文本數據進行情緒分析，并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地震事件中網絡情緒的量化特征與演變趨勢進行描摹，試圖從網絡視角揭示媒體情緒如何影響公眾情緒認知。研究結果表明，媒體情緒設置的效果在受災地區與非受災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均衡性，受災地往往容易成為全國網絡輿情中的“情緒洼地”；媒體的情感議程能顯著影響網絡議程設置的效果，特別是在不同情感效價下，積極情感比消極情感的議程設置效果更為顯著。新聞媒體通過將積極情緒與災難事件掛鉤，從而在公眾認知中形成了一種“災難—救援—希望”的情緒鏈條，進而重塑了公眾對災難事件的情緒認知網絡。

【關鍵詞】議程設置；自然災害；情緒分析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時 59 分，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發生 6.2級地震，共造成甘肅、青海兩省 77.2 萬人不同程度受災，151 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 146.12 億元。不同于臺風、冰雹等緩發性自然災害，地震等突發性自然災害無法通過風險預警、提前規劃等方式降低災難對公眾的心理恐慌與實際傷害。因此地震發生時，社交媒體中呈現的公眾情緒表達往往更集中、更激烈，也更為負面，這種情緒的力量有時會凌駕于事實之上，顯現出“后真相”的特征，對網絡輿論生態構成威脅。

在情感價值維度，媒體能有效安撫災難情境中人們的負面情緒。傳統媒體時期，這一目標多基于“議程設置”的效果論實現，基奧西斯（Kiousis）和麥庫姆斯（McCombs）曾提到與其他屬性相比，情緒屬性具有更強大的議程設置效果。進入新媒體時代，情緒信息的擴散范圍及影響力已遠遠超過媒體為受眾設置議程的效果，然而“情緒”在“議程設置”理論的不斷發展中尚未展示出其作為關鍵性維度的原有價值性。

步入以“情緒”為中心的社交媒體傳播時代，情緒問題在現實語境中的重要性凸顯，而議程設置理論為情緒問題的疏解提供了某種現實層面的理論支持，利用情緒構建或重塑公眾的認知地圖，可能會成為媒體進行情緒引導和輿情管理的新方向。因此，探究情緒因素在網絡議程設置中的作用機制更彰顯必要性。鑒于此，本研究以“12·18 甘肅地震”在微博的傳播為例，運用文本情感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對議程設置研究中較少關注的突發自然災害議題展開研究。試圖探討在突發性自然災害發生時，社交媒體平臺所呈現的整體情緒狀況如何，主流媒體是否通過議題設置中情緒傾向的選擇對整個傳播鏈的情緒狀態進行引導，進而影響到公眾對突發災難的情緒認知。

一、文獻綜述

（一）突發事件中的網絡情緒

從個體角度出發，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提出：“情緒意指情感及其獨特的思想、心理和生理狀態，以及一系列行動的傾向。”我國學者指出：“情緒是對外界事物的一種態度，通常伴隨著認知和意識過程，它是對客觀事物和主體需求之間關系的一種反應。”從社會心態的角度，有學者認為情緒是指一定社會環境下某一群體或某些群體或整個社會多數人所共享的情緒體驗，通過個體間以及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傳播，社會個體成員中具有共性的情緒感受逐漸發展成為社會情緒。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更加便利了個體情緒的社會表達，致使個體情緒被網絡的“放大鏡”放大，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人類社會正步入一個大規模生產的、情緒過剩的“后情緒（post-emotion）社會”。在此背景下，網絡情緒成為當前社會情緒最直觀和真實的反映，是網民通過多種網絡互動和傳播途徑形成的相對穩定的普遍情緒體驗。

在既有研究中，突發事件一直是網絡情緒研究的重點關注議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國將突發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類。根據形成的過程長短和緩急程度，自然災害又可進一步分為突發性自然災害和緩發性自然災害。在有關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的情緒研究中，既往研究多站在輿論、輿情的角度來探討情緒問題，將情緒作為推動輿情發展的重要因素 , 以進一步探究其在輿情周期和輿論引導中的關鍵作用。例如周書環和楊瀟坤對新冠疫情下的社交媒體情緒共享類型、傳播趨勢及影響展開了實證調查，為政府在突發重大疫情中引導網絡輿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姜金貴和閆思琦以“紅黃藍虐童事件”為案例，從內容層面深入挖掘了微博輿情的演化過程，發現主題和情緒的相互作用能夠預測微博的輿情演化，幫助政府及利益相關者快速地應對輿情；劉麗群對網絡輿情數據的主題建模研究提出社會計算對傳統輿情的研究方法構成重要挑戰。

然而，與其他三類突發事件相比，自然災害在網絡情緒研究領域的文獻數量相對較少，且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應用層面—對緩發性自然災害事件中的災難敘事和報道倫理問題展開研究。張梅蘭和陳先紅引入反身性理論，從“情感真實”等四個面向對新冠疫情的媒體敘事進行分析 , 發現媒體反身敘事能夠形成災難的情感動力；黃月琴對災難敘事中的情感規馴進行了批判，認為媒體通過征用國家修辭進行情感動員，會面臨公眾“反雞湯”的文化抵抗。整體來看，我國現有關于突發事件的網絡情緒研究中，缺少對自然災害尤其是突發性自然事件的關注，且主流媒體作為災難報道的主體時，更側重于實踐層面的策略性情緒引導技巧，而對理論層面的原理探討相對不足。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Q1：在突發性自然災害事件中，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情緒分布情況如何？

（二）情緒與議程設置

1972 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教堂山鎮開展的一項有關政治競選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大眾媒體作為議題發布者能夠顯著地影響公眾對議題的感知重要性，即傳遞對象顯著性。據此，二人提出了著名的議程設置理論（第一層議程設置），這一時期的調查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媒體議程對公眾議程的影響。1997 年，麥庫姆斯等人對議程設置理論進行了拓展性研究，通過結合內容分析和調查數據的方法，以西班牙地區的市政選舉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大眾媒體能夠顯著地影響公眾如何認知新聞人物和議題，即傳遞屬性顯著性。由此，議程設置理論拓展為屬性議程設置，從關注媒體影響人們“想什么”轉為關注媒體影響人們“怎么想”。隨著媒介生態環境的更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互聯網快速發展起來。2012 年，郭蕾和麥庫姆斯等人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提出了網絡議程設置，將議程設置理論拓展為三個層次。其核心觀點是：影響公眾的并非單一的議題或屬性，而是由一系列議題屬性所組成的認知網絡，新聞媒體不僅可以影響人們“想什么”或“怎么想”，還可以影響人們如何將信息碎片聯系起來，從而構建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有別于傳統議程設置中線性、單一的認知結構，網絡議程設置的提出建立在認知的網絡結構化模式基礎上，更強調不同關系節點之間的相互聯系。

議程設置理論在眾多學者長期的探索研究下逐步豐滿完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在方法上更加追求科學，從內容分析、調查分析到運用計算社會科學方法（如社會網絡分析、大數據挖掘與自然語言處理等），議程設置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解釋力不斷增強。

議程設置理論也關注到了情緒的重要性，如屬性議程設置將情緒當作一類屬性進行研究，強調了媒體議程中的情感屬性會對公眾看待議題的情感屬性有所影響。但在網絡議程設置的相關研究中，并未對情緒或情感譜系進行系統化的闡述，僅將其作為認知網絡中的一個普通節點。學者徐翔在其研究中正式提出“情緒設置”概念，主要關注媒介如何影響人們的情緒思考和觀點表達，其核心是：盡管媒介在告訴人們“怎么想”方面可能不成功，但在告訴人們“以什么情緒想”方面卻有顯著效果。本研究延續了“情緒設置”概念的問題探討，以深化網絡議程設置中對情緒問題的理解，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Q2：媒體發布內容中所含的情緒傾向是否會對公眾的網絡議程產生影響？

Q3：不同情緒效價下，媒體對受眾的網絡議程設置效果是否存在差異？.....(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基于人工共情的多模態內容生成對消費者接受與體驗的影響機制研究”（項目編號：7240225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