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國明

【摘要】人工智能引發的“智能涌現”現象正深刻重構傳播學的理論根基與實踐疆域。本文以 “智能涌現”為軸心，結合智能傳播前沿實踐，提出傳播學正經歷四大范式躍遷：傳播作用邊界從內容領域擴張至人類實踐全環節；傳播元點從集群向個人遷移；傳播動力讓位于算力、數據與算法的價值匹配；傳播內在邏輯發生“語法革命”。這一變革要求傳播學構建“人機共生”新范式，以回應智能時代的學科合法性危機。

【關鍵詞】智能涌現；傳播學；范式革命；學科創新

智能涌現與傳播學范式革命：邊界消融、元點遷移與語法重構——兼論傳播學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學科創新人類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上。當大語言模型能夠瞬間生成論文、解答難題，當 AI 醫生診斷癌癥的準確率超過 98%，當算法可以替代 80% 的標準化工作——這些由生成式 AI 所創造的智能涌現技術的奇跡正在重塑我們的世界，也包括傳播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實踐邏輯。那么，什么是智能涌現？智能涌現技術將會給傳播學的學科重構帶來哪些深刻而重大的改變？這是當下發展中亟待認識和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涌現”“智能涌現”與傳播的范式革命

“涌現”是指在復雜系統中，由多個簡單個體通過相互作用和協同，形成具有整體性、不可還原性和超越性的新特性或行為。這種特性在單個個體中并不存在，但一旦系統達到一定規模或復雜度，就會自然地“涌現”出來。“涌現”現象通常表現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即系統整體表現出的特性無法通過單個部分的特性簡單推導出來。從系統科學的角度看，“涌現”是復雜系統中的一種自然現象，它強調的是系統內部的自組織、自適應和自演化能力。例如，螞蟻群體通過簡單的個體行為規則，能夠實現復雜的巢穴建造和食物搜索任務；神經網絡中的神經元通過簡單的連接規則，能夠產生高度復雜的認知功能。

“智能涌現”是“涌現”在人工智能系統中的具體體現。它表現為：當一個由多個神經網絡或智能體組成的系統達到一定規模時，它們能夠自發地產生出超越個體能力的智能行為。例如，當一個大型語言模型（如 GPT）的參數和數據量達到一定水平時，它突然能夠生成高質量的文本、理解復雜語境，甚至進行推理和創造。這種能力似乎是“自發”產生的，而不是通過顯式編程實現的，這就是“智能涌現”的體現。

“涌現”和“智能涌現”為傳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展開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傳統傳播理論中，傳播被視為“點—線—面”之間的信息傳遞過程，而“涌現”則強調的是系統整體的復雜性與自組織能力。這使得傳播理論不再局限于“點—線—面”的行為分析，而是轉向系統層面的動態演化。

在傳播實踐中，“智能涌現”帶來了深刻的變革。首先，它推動了傳播技術的智能化發展。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使得內容生成、個性化推薦、智能客服等傳播服務變得更加高效和精準。這些技術的“智能涌現”能力，使得傳播不再依賴于人類的直接參與，而是通過算法和數據的自我演化，實現傳播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其次，“智能涌現”也改變了傳播的邊界和形式。在傳統傳播中，傳播的主體通常是人，而在智能傳播中，傳播的主體可以是人、機器，甚至虛擬實體。例如，智能音箱、智能助手、虛擬偶像等都可以成為傳播的主體，它們通過“智能涌現”能力實現與用戶的互動和交流。這種傳播方式的變革，使得傳播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媒介和渠道，而是擴展到更廣泛的數字空間和虛擬空間。

概言之，在智能傳播中，傳播不再是單向的信息傳遞，而是多主體、多通道、多維度、多模態的互動過程，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智能涌現”標志著傳播從“媒介工具”向“社會操作系統”的躍遷。傳統傳播理論將傳播視為信息的傳遞過程，而“智能涌現”則揭示了傳播的復雜性與對于人類實踐的自組織性。生成式 AI 正在迅速成為人類實踐全領域、全要素整合的促進者、設計者與運維者，成為深度媒介化社會的“操作系統”。這種“操作系統”不僅整合信息，還整合情感、認知與行為，推動傳播從“麥克風”向超級連接的“平臺型媒體”實現巨大的躍升。

二、“智能涌現”下傳播的作用邊界得到極大的擴張，角色扮演也得到了極大的轉型

智能技術推動傳播從“媒介工具”升維為 “社會操作系統”，其作用邊界已突破傳統內容范疇，深度嵌入人類實踐的全領域、全環節、全過程。

（一）傳播即實踐：智能技術對于行動者網絡的重構

在“智能涌現”的背景下，傳播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媒介工具”功能，而是演變為一種“實踐”，即智能技術通過其“行動者網絡”重構了傳播的邊界與機制。智能體（如 ChatGPT、DeepSeek）成為具備自主行動能力的傳播節點，傳播不再局限于人際或大眾媒介，而是覆蓋生產、消費、治理等全鏈條。這種“行動者網絡”的重構使得傳播的主體不再局限于人類，還包括智能體、虛擬實體等“非人”行動者。顯然，在智能傳播中，機器不再是被動的工具，而是具有智能算法屬性的行動者，與人類共同構成傳播網絡。這種人機關系的深化，使得“信任”成為智能傳播中的關鍵要素。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智能化時代的技術信任成為人際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智能傳播中，用戶對 AI 的信任不僅影響其使用意愿，也影響其行為模式。因此，如何構建“非工具性、非依賴性的理性社會規范”，以滿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積極等需要，成為智能傳播中的重要課題。

（二）傳播的泛媒介化與全鏈條滲透

“智能涌現”推動傳播從“媒介工具”向“社會操作系統”的躍遷，其作用邊界已突破傳統內容范疇，深度嵌入人類實踐的全領域、全環節、全過程。生成式 AI 不僅能夠生成文本、圖像、視頻等多模態內容，還能夠模擬人類的思維過程、情感反應與決策邏輯，從而深度嵌入人類的日常實踐。例如，AI在教育、醫療、法律、藝術等領域的應用，已經超越了傳統媒介的“信息中介”功能，成為“實踐中介”。

在智能傳播中，傳播的“操作系統”屬性體現在其對社會結構的重構。例如，生成式 AI 推動了“微內容”的涌現，模糊了人類與非人類要素在內容生產中的界限，使“提示工程”成為新的核心能力。同時，AI 還推動了“平權結構”的涌現，使人類與非人類要素在傳播中達到平等地位，從而重構了傳播的權力關系.....(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