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弘哲? 黃磊

【摘要】AI 新聞主播是人工智能設備的一大類，這意味著人工智能設備的使用接受度模型對 AI 新聞主播的研究來說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研究擬人化效果對用戶造成的影響，可指導 AI 新聞主播的設計和算法在中國市場有更多嘗試，這也填補了學術領域的一部分空白。研究方法采用對 500 余份非概率樣本的問卷調查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各項因素均在模型中對用戶情緒造成積極影響，這種情緒一定程度上導致用戶選擇使用。

【關鍵詞】虛擬新聞主播；用戶情緒；使用意愿；感知交互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人工智能話題熱度持續攀升，各行業各領域紛紛積極探索人工智能產品的試驗應用，力求實現更大規模的市場化。然而，就國內而言，AI 新聞主播目前仍處于發展初期，盡管其視聽感知技術不斷進步，但仍可與人類主播區分開來。在中國獨特的 AI 新聞主播發展背景和受眾環境下，這一創新產品逐漸吸引眾多目光，越來越多的人愿意花時間去觀看和體驗。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曾發布《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十四五”科技發展規劃》，《規劃》中指出，“要加快推進制播體系技術升級。強化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在內容選題、素材集成、編輯制作、內容審核、媒資管理、字幕制作等環節的應用，促進制播流程智能化。推動虛擬主播、動畫手語廣泛應用于新聞播報、天氣預報、綜藝科教等節目生產，創新節目形態，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化水平”。這一政策體現了國內對于 AI新聞主播發展的初步關注。北京衛視、湖南衛視、新華社、山東衛視等媒體機構迅速響應，相繼推出各具特色的虛擬主播產品。這些產品不僅涵蓋精心設計的專屬形象，還包含依照真人主播形象打造的虛擬版本，更有主打中國風、二次元等獨特風格的特別類型，展現出多元化的創新嘗試。盡管如此，AI 新聞主播實際質量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觀眾和用戶更傾向于長期觀看真人演播的節目。在當下國內傳媒格局中，短視頻逐漸取代傳統電視成為主流傳播形式，傳播方式不斷迭代更新，新興媒體層出不窮，AI 新聞主播憑借其獨特的技術優勢和創新潛力，正悄然積蓄著巨大的發展潛能。預計未來，AI 新聞主播將以其強大的媒介可供性特點成為人們媒體選擇中的重要一員，為傳媒領域帶來新的變革與機遇。

二、文獻綜述

（一）接受還是拒絕？理論的發展與集成

從 時 間 線 上 看，20 世 紀 60 年 代， 美 國 學 者E.M.Rogers 提出了一個通過媒介影響人們不斷接受創新型技術產品的理論模型，他的著作《創新與擴散》提到了相關理論，當這一理論以模型的視角出現在一眾學者的面前，為較多有關技術的用戶接受度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或成為其中的一部分；1975年，理性行為理論由美國學者 Fishbein 和 Ajzen 提出 ,對早期人們導致行為意向的主觀因素及來源進行了組合和探究，在此之后，Icek Ajzen 繼承了 TRA 理性行為理論的觀點，在原有模型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擴充，增加了行為對認知的控制概念，形成計劃行為理論的建模；1989 年 Davis 提出的經典模型——技術接受模型，至今被廣泛采用；擴展技術接受模型在 TAM 的基礎上增加了變量；2003年 ,Viswanath Venkatesh 等人通過研究提出了技術使用與接受模型（UTAUT），模型的建立使用戶態度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更加豐富、準確與貼合現代化，并且在 Venkatesh 與兩位香港學者的改良和后續研究中，構建了模型 UTAUT2；2019 年，DoganGursoy 等人針對人工智能設備的消費者接受度展開研究，構建了一個 AI 智能設備使用接受度理論模型（AIDUA），這一理論提出了擬人化和情感變量作為評估概念以及模型中的要素。

TAM 之前的理論溯源，僅僅為我們提供了歷史回顧，但對于當前的研究來說，參考價值微乎其微。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有較強的時代特征，過去對于產品價值的判斷很難跨越時間平移。但我們可以認為，信息技術產品有一定通約性。技術接受模型（TAM）的開創者 Davis 對于理論模型（圖 1）的構建旨在為信息技術產品提高生產效率而服務，以當時的觀點來看，信息技術的使用提高了白領的生產效率，但受困的是使用者對信息技術的態度模糊，用戶是否愿意使用信息技術成為一大難題。由Vertinsky 等人和 Vroom 分別提出的兩種期望理論模型，為此提供了依據。其中感知易用產生于“自我效能”，這一結論是作者在 Bandura 和 Hill 等人的理論基礎上得出的.....(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