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智濤? 肖語奇

【摘要】本文以媒介建構理論為基礎，通過 PLS-SEM 方法，探討了不同類型媒介的接觸與個體陰謀論信念的關系。研究發現，主流媒體接觸與陰謀論信念有顯著負向關系，而社交媒體接觸與陰謀論信念有顯著正向關系；失范感在媒介接觸與陰謀論信念的關系中發揮著顯著的中介作用；此外，個體的認知閉合需要起到了調節作用，認知閉合需要越高的個體，其失范感所引發的陰謀論信念越明顯，同時，其商業性新聞網站接觸抑制失范感的作用越低，社交媒體接觸增加失范感的作用越高。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基于心理與認知維度來理解媒介接觸如何影響陰謀論信念的新視域，同時也對影響陰謀論信念的因素進行了中國情境的本土化解釋，為后續陰謀論規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實踐依據。

【關鍵詞】媒介接觸；陰謀論信念；失范感；認知閉合需要

一、引言

陰謀論與人類歷史相伴相生。隨著技術發展革新和信息渠道的暢達多樣，陰謀論并未遠去，相反，在當下我們身處的“后真相”（post-truth）時代，事實、真相逐漸讓位于個人情緒，海量而良莠不齊的信息真假難辨，各種假新聞、流言、謠言、陰謀論“亂象”叢生。2020 年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有關病毒本身、病毒起源以及與疫苗相關的陰謀論更是不絕如縷，它們引發了對已確立的科學建議的懷疑，阻礙了應對大流行的努力，甚至導致 5G 手機發射塔被燒毀，這嚴重影響了人們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的正常運行。

近年來學界也對陰謀論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愈發重視，研究者發現人們之所以相信陰謀論，可能是出于一種個體的心理傾向——陰謀論信念（belief inconspiracy theories）。這種信念會對個體的態度與行為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性。且一旦陰謀信念形成，任何糾正和揭穿它們的嘗試似乎都是徒勞的。基于此，對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因素以及規制研究顯得至關重要。

在陰謀論的相關研究中，媒介是一個經常被討論但較少被研究的因素。擬態環境理論指出，人們生活在一個由媒介構建的虛擬環境中，人們借助媒介信息來感知世界，因此媒介接觸與陰謀論信念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媒介接觸與陰謀論信念之間的關系也被逐漸應證。然而，媒介接觸對陰謀論信念的形成的作用機理仍有許多未知因素。考慮到媒介接觸作為外部刺激會引發個體認知心理的變化，且這種效果有可能是因人而異的，基于此，本文引入失范感作為中介變量，認知閉合需要作為調節變量，從認知心理的角度探討媒介接觸與陰謀論信念有何種作用關系？媒介接觸對陰謀論信念的作用機理是什么？不同認知習慣的人的陰謀論信念形成有何差異？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陰謀論與陰謀論信念

學術界對謠言的興趣并不新鮮，早期的研究劃分了謠言的各種類型，而陰謀論算是謠言的一個特殊子集。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被視為對重大社會和政治事件的一種解釋，即事件被歸因于一小群人出于自身利益，違背公共利益而秘密采取的行動。“艾滋病”的起源、戴安娜王妃之死、肯尼迪總統遇刺案、轉基因食品爭論等。在全世界范圍內，陰謀論經久不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陰謀論更是發展成為“一種主流范式”，許多人試圖通過它來理解世界。陰謀論不僅與政治極端主義、對主流權威機構的不信任有關；也可能會對相關的健康和安全問題產生影響，如持陰謀論的人對疫苗接種、疫病防治中的負面態度將會對其健康和安全產生威脅。考慮到陰謀論帶來的一系列后果，人們為什么會相信陰謀論？什么樣的人更容易相信陰謀論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有關陰謀論的研究大體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一條路徑偏向心理學方法，側重于將陰謀論者與其個體的心理特征建立聯系，認為陰謀論為一種心理障礙的癥狀。Hofstadter 指出，陰謀論與偏執與妄想等人格特質有所聯系。這一研究路徑延續至今，并轉向對于低控制感、不確定感、焦慮情緒等個體特征研究。另一條路徑則從文化社會學出發，著重考察社會政治因素的作用，探討陰謀論的普遍性與合理性，具體而言多從對陰謀論信徒的邊緣社會地位、政治信仰與意識形態等視角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相信一種具體陰謀論說法的個體往往也會相信其他的陰謀論，甚至是邏輯上相互矛盾的陰謀論故事。這種經驗證據使學者將陰謀論的信念定義為一種獨特的心理特征，即陰謀論信念，它是指人們將重大的政治或社會事件歸因于有權力的群體或個人暗中預謀以達成其目的的解釋傾向......(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研究專項“重大突發事件中知識傳播對社會共識的作用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VYJ014）階段性成果，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文科學術研究項目（項目編號：2011903820238）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