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寰
“實證”在新聞傳播學的整體話語語境中，經常被“想當然”地將之與問卷、實驗、內容分析、計算社會科學等定量研究范式畫等號，甚至被有些人認為是與理論研究相對立的存在，造成研究路徑上的沒有必要的分野，一旦一位學者說自己是做實證研究的，馬上會被理解為做量化研究的（也許拉扎斯菲爾德的影響過大），自然被劃入非理論研究，直至被認為不是做定性（質化）研究的，導致以田野、定性（觀察、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學者一定要強調自己做的是定性、民族志的。這個誤解彌散在新聞傳播學的幾乎所有場域，沒有人為之辯解，也辯無可辯。
一、“實證”之困
我們需要回歸到“實證”的本意，重塑新聞傳播學科對實證研究的預期與理解。
“實證”不是一個外來詞，中文本意就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廬江水》載“斯耳傳之談，非實證也”，《宋書·范曄傳》也載“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已經將“實證”這個詞說得非常明白。
“實”的本意是：實在、實情、實際、實踐?！皩崱睂脑~匯是：虛、偽、假、空。
“證”的本意是：憑據、證據、證明、證偽?！白C”對應的詞匯是：想象、猜測、假象、空談，甚至指鹿為馬。究其根本，實證是為了客觀化判斷。
當然，外來詞“實證主義”作為社會事實學派，比如孔德、涂爾干、布勞、拉扎斯菲爾德等推崇的研究路徑沖淡了人們對“實證”本意的求索，而直接跟社會定義學派（比如韋伯、舒茨、米德、伽達默爾、加芬克爾等）、社會沖突學派（比如法蘭克福學派、達倫多夫、科賽等）和社會心理學派（比如弗洛伊德）對立起來。
但是即使這樣，我們回溯實證主義學派的創立者孔德的學術志趣時也不是現在彌散的誤解。孔德提出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創立社會科學研究路徑時，最經典的論斷是“觀察優于想象”（定性研究方法），直接批判的是彌漫在當時歐洲的神學（《說經解注》）和形而上學。孔德將實證主義上升到實證哲學原理并作出 6 點規定：現實的、有用的、確實的、正確的、積極的和相對的。孔德的理解與中國古代對實證的理解異曲同工。
所以，“實證”之困乃庸人自擾式的存在?；貧w其本意就是新聞傳播學科的必要路徑，無須去辯。相信人們不會為“實在、實情、實際、實踐”而困惑，也沒有人為“憑據、證據、證明、證偽”而迷茫。
二、“實證”之醒
如果回歸到“實證”的本意，很多東西就自然“煙消云散”了。理論需要立足于“實”，論證講求“證”，這是科學研究的基礎。因此現在談“實證”，反對的就是自己的觀點集合式寫作（不是科學路徑）、感受式論斷（主觀而不是客觀的）、概念式的堆砌（概念套概念，以為是概括了社會現實）。
細致說來，觀點集合式寫作就是對某一個現象有一系列看法，也許很獨到，也許也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有所裨益，但是少了“實”的證據找尋；感受式論斷不是不可以，而是前科學，可以在散文與雜文中表明自己的觀點，感性多于理性，經常因為不完備而不攻自破；概念式的堆砌更是一種學術“高深”式的不知所云，國外有一位學者概括了一個詞匯，中國馬上就出現了這個現象，比如近期流行的詞匯被亂用的比例很高，如“信息繭房”“數字游民”“凝視”等，不是這些詞匯不能用，而是不能亂用，如一位師長（社會學家）所說：“信息繭房是個筐，有實無實往里裝?！?/p>
如果回歸“實證”的本意，我們就會明白，“實證”的基本過程就是調查研究。2023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到地方考察，總要到農村、城市社區，看看人民群眾生活得怎么樣，有什么好的經驗可以交流推廣，有什么操心事、煩心事需要我們解決?！绷暯娇倳涍€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深入了解群眾需求，切實解決廣大百姓關心關切的利益問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边@為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
2025 年 3 月，我剛剛履職《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的學術主編，從今年第 3 期（5 月）開始，將“實證研究”確定為一個獨立欄目，算是制度化地為實證研究正名，包括定量研究：問卷、實驗、因果推斷范式；定性研究：訪談、觀察（含民族志、社區研究、參與觀察、陪伴購物、間接觀察、機器觀察、網絡民族志等）；內容分析（含計算機輔助內容分析）、知識圖譜、文本挖掘、主題詞文本挖掘、數據可視化、數據新聞等；大數據與計算傳播；實證研究所有領域的綜述。
三、“實證”之路
雖然學科不同，但只要研究中用到“方法”，大家對袁方先生的名字不會陌生，他在改革開放后與費孝通、雷潔瓊先生一起重建了中國社會學專業，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第一任系主任，也曾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1991-1996 年），現在涉及調查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副主編王漢生，1997 年）主要策劃者、組織者、主編，袁方先生培養了社會學研究方法領域眾多的學者，知名的如王漢生、風笑天、林彬等。袁方先生一生堅持“求實有據有理”，所有研究要依據科學路徑。今年不僅是袁方先生逝世 25 周年，也是其主編的中國最早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著作之一的《社會調查原理與方法》（副主編林彬，1990 年）面世 35 周年。
實際上，不僅僅是袁方先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眾多學者都積極投身到“求實”的調查研究之中。我想從以下幾個角度梳理改革開放之后的調查研究路徑，雖然是不完全統計，但是為了參與記錄學術先輩的歷程。
（一）社會學領域
1980 年，費孝通從江蘇吳江縣開始進行小城鎮研究，1982-1984 年，以小城鎮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覆蓋十余個省市區的田野調查研究網絡（質化研究）。
1982-1983 年，由雷潔瓊指導，劉英（中國社科院）、潘允康（天津社科院）、薛素珍（上海社科院）主持，沈崇麟（中國社科院）、劉金云、張雅芳、楊善華（北京大學）、劉炳福、仇立平、范偉達（復旦大學）、夏文信、宋踐、李東山、吳本雪參與，對中國 5 個城市的 5057 位已婚婦女和 4385 戶家庭進行了深入的“中國五城市家庭研究”（大型定量研究）。
有據可查的，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的調查研究是在 1979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北京和四川兩地展開了一項大規模的“中國青年生育意愿調查”，涵蓋了七千多個樣本。
1986 年，盧淑華（北京大學）主持了北京市生活質量與生活形態調查（定量）。
1986 年，王思斌（北京大學）在河北農村進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田野調查（定性）。
（二）新聞傳播學領域
1982 年由中國社科院陳崇山發起的“北京調查”被普遍認為是我國現代受眾研究的開端。1984 年由祝建華主持的“上海郊區農村傳播網絡的調查分析”。1986 年，甘惜分（喻國明等參與）籌建了我國第一家專門從事輿論研究和民意測驗的學術機構——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籌建和調研工作，隨即開始了輿論與民意的研究。
（三）政治學領域
1988 年，張 明澍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公民的政治素質、政治態度與觀念進行了調查。
（四）大學生調查研究
1987年，郭景海（北京大學）、郝平（北京大學）主持，劉德寰、楊立偉等參與的北京五所高校大學生政治思想與態度調查。1988 年，王殿卿（首都師范大學）主持，靳諾、劉德寰、楊立偉、黃東友等參與的“改革開放對大學生影響”的大型調查研究。
（五）政府主導的調查
1987 年 5 月，經國家體育總局（原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批準，中國社會調查系統（具體負責人楊冠三）成立。中國社會調查系統是在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大量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建立的，是第一個全國性的民意調查機構。
（六）民間與商業調查研究
中國社會調查所（1986 年，負責人杜巖）、中國調查事務所（1987 年，負責人李冬民）、中國社會調查中心（1987年，負責人周擁平）、廣州市場調查公司（1988 年，負責人包括吳鋼民、陳進等）成立，從事商業調查研究成為現代中國調查研究機構的萌芽。
當今，新聞傳播學科正在經歷著結構性變革初期，實踐是根，研究方法是干，理論是果實，不能偏，也不能割裂。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含傳媒現象），有方法無理論是現象描述，不是研究；無方法有理論（不包括理論探討）是想法，不是學術，需要驗證真偽；而實踐實在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作者系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副院長，《教育傳媒研究》學術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