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沈明? 尚怡

【內容摘要】作為融思想性、藝術性和商業性為一體的電影新類型，新主流電影如何兼顧思想性與商業性，一直是實踐操作和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紅色符號作為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表征之一，其在新主流電影中的呈現策略與解讀風險值得探討。本文對 2018-2023 年票房較高和影響力較大的 11 部新主流電影的紅色符號進行文本分析后發現：紅色符號呈現出景觀化特征；紅色符號主要通過知覺層代碼、直接意義層代碼、含蓄意義層代碼完成意義構建；其在文本、實物、美學、人物等層面向大眾文化靠攏。然而紅色符號尚存在真實性、適配性、可理解性等方面的傳播不協調，容易造成創作和理解層面的風險。

【關鍵詞】新主流電影；紅色符號；景觀；解讀風險

新主流電影自產生至今已逾 20 余年，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創作類型從此前單一的歷史題材到如今既注重歷史影像書寫亦體現人文關懷。當前學者主要聚焦于研究新主流電影的表現形態、敘事話語、符號呈現、共同體理念、時代特征等，對其紅色符號的具體呈現、意義建構以及解讀風險等探討不夠，具體表現為：沒有全面的符號選擇機制、符號化細則和傳播策略研究；紅色符號對想象共同體的建構研究較少；大眾文化與紅色符號的理解錯位等風險問題也探討較少。本文對新主流電影中代表性的紅色符號進行收集、分析，了解紅色符號在新主流電影中的使用概貌，洞察紅色符號傳播策略的變遷，深挖商業與主流價值碰撞中出現的語境解讀風險，從而縮小新主流電影的意義解讀誤區。

一、紅色符號選擇特征：承載主流意識形態

新主流電影的核心要素是承載主流意識形態，影片中所出現的紅色符號必須服務于主流價值。在滿足基本主流價值需求前提下，需要根據影片包含的實施細節、傳達的價值觀念、希望達成的傳播效果進行具體考量，確定影片的語意表達并在語意指導下進行話語塑造和符號呈現。所呈現的紅色符號既要具備鮮明的中國特色，又要具備時代氣息，能夠被身處不同語境、不同層次的觀眾所理解接受，并且盡可能減少文本誤讀。

（一）符號表征：景觀化與儀式化呈現

通過對 2018—2023 年五年間中國代表性新主流電影進行文本分析發現，當下技術邏輯與商業資本日益侵入新主流電影創作邊界，紅色符號呈現景觀化與儀式化趨勢。具體體現在追求視覺體驗所帶來的沖擊力和快感的同時，將創作理念和價值觀念在鏡頭畫面中無聲流出，影像表現輔以數字虛擬技術在激發觀眾沉浸體驗的同時更突破傳統獨白敘事、場景和傳播內聚力的界限。如《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旗的多次出場、《長津湖》中的敵我對戰、《萬里歸途》中難民轉移等都成為新主流電影中再現歷史情節、傳遞核心思想、強化思維在場的標志性符號。

新主流電影中符號運用的儀式化和景觀化固然能夠強化情感塑造和提升觀賞體驗，如若作為媒介的電影沒有把握好情節主要矛盾，沒有成功傳遞主流價值和主要觀點，對于紅色符號進行非合理運用，則容易在整體創作結構中陷入人物虛化、敘事弱化、景觀空洞化的敘事困境。

在市場經濟語境中，商品符號變成體現消費社會的視覺文化景觀，帶有資本屬性和大眾文化屬性。電影行業發展在消費社會中不可避免地出現景觀化色彩。在新主流電影中，符號景觀化具體表現在利用先進技術和強大后期所塑造的技術景觀、大量符號象征構建的符號景觀、具有強烈可看性和沖擊力的動作奇觀、大量體現中國印記的文物奇觀等。而符號儀式化則體現在通過儀式化情節、儀式化行為、儀式化人物喚起觀眾潛意識中的民族記憶，形成民族想象共同體，使每個觀眾在景觀統治之下能夠自覺主動參與到日常生活和民族意識形態的思考中。

（二）符號選擇：當代性與史實性結合

新主流電影通過將留存于大眾記憶中的共通符號進行重現與再加工，在借鑒史實的同時突破以往的固定敘事框架，賦予影片較強的戲劇性和人文性，與時代生活、時代觀念、時代旋律相適配，從而實現紅色符號的當代性與史實性結合。以《萬里歸途》為例，隨著劇情中情感濃度上升，帶領撤僑的外交官人物形象崛起，撤僑行動與主人公形象也在影片細節之處打破固有認知框架，將傳統符號與當下電影框架理念相結合，賦予角色更深厚的當代性，迸發更為深刻的民族大義。

任何一種話語形態都與廣泛的社會文化相聯系，并深刻反映社會現實和時代底蘊。新主流電影在紅色符號選擇上，傾向于將深刻展現中國革命歷程、革命成就的文物符號、行為符號、身份符號等內嵌于當代電影場域中，使文本傳統與話語秩序在當代社會不斷得以改變與重建，將傳統與現代話語模式相交叉，塑造當代新的話語形態和敘事體系......(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5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人工智能時代西方‘涉華’輿論操縱現狀與應對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3XW01）、江西省藝術規劃“紅色文化短視頻嵌入日常生活的模式和路徑研究”（項目編號：YG202207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