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秀麗? 周敏

【內容摘要】本文綜合掃描了 2024 年我國風險傳播領域的研究熱點，系統梳理了 2024 年我國風險傳播研究在理論發展、公眾認知以及技術創新應用等方面的顯著特點，認為當前研究方法主要傾向于理論思辨，未來研究可考慮引入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如計算傳播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等，以進一步豐富和深化研究成果。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風險傳播；數字治理；風險感知

古語有云：“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在當今數智時代，風險問題似乎顯得尤為突出。本研究選取國內新聞傳播學領域的 CSSCI 期刊，考察 2024 年我國風險傳播領域的研究焦點，系統梳理 2024 年我國風險傳播研究的理論進展、公眾認知變遷以及技術創新應用等方面的顯著特征，并對此進行綜合分析，以總結我國風險傳播研究領域的前沿熱點。

一、本體研究：數智時代風險傳播理論演進與本土化解讀

過去 20 年間，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深刻重塑了信息生態和日常生活。全球性社交媒體和數字營銷機構 We Are Social 的 Digital 2024 報告顯示，當前社交媒體用戶數量已突破 50 億大關，比 2023 年增加了 2.66 億。用戶平均每天在社交平臺上花費約2 小時 23 分鐘，活動范圍包括購物、聯系、娛樂和尋找品牌信息。這一趨勢引發了學者對其隱含風險的進一步理論思考與中國本土經驗解讀。

在風險傳播理論演進部分，學者常江從技術文化共生論出發，批判性地審視了數字時代的媒體生態。他指出，數字媒體生態在三重悖論中實現了“非人化”的演進，技術進步并未帶來預期的文化多元和信息民主，反而導致了控制的專門化、區隔的精細化和消極精神的常態化等異化后果。文章認為，數字媒體生態的異化源于缺乏人文精神制衡的科技烏托邦主義誘發的技術失控所產生的文化風險，其解決之道在于專業實踐中對數字媒介邏輯的內化與改造，以張揚人的主體性并構建公共價值導向的信息文明。學者王丹、劉富康和陸偉的研究聚焦于跨社交媒體輿情風險的感知，通過分析跨社交媒體輿情風險的傳播特征，文章系統構建了跨社交媒體輿情風險感知框架，具體包括單一媒體異常輿情識別、跨社交媒體輿情風險研判及跨社交媒體輿情風險預測三個階段。此框架通過不同階段指標體系及數據關聯挖掘，為跨社交媒體風險輿情的識別、研判與預測提供了理論支持。學者紀曉玉和曹仁猛等人基于風險的社會建構與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構建了“風險的社會擴散框架”，著重探討信息傳播在風險擴散過程中的關鍵角色，旨在從微觀層面的信息轉發揭示風險擴散的形成機制。研究顯示，網絡突發事件的初始熱度正向促進了信息擴散的頻次；意見領袖主導的重復發帖用戶數量越多，越能有效促進信息擴散至不同社區；用戶在事件爆發初期的重復發帖次數對信息擴散有推動作用，但隨著發帖次數的增加，其效果逐漸減弱。

在中國的本土化解讀方面，學者樊擁軍和王雨萌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視角，總結了王秋菊教授《社會化媒體中環境輿論擴散及風險防范研究》一書。文章指出，當前社會化媒體中環境輿情生態系統是由多個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動態平衡系統，輿情擴散路徑呈現“單點引爆”到“多點聯動”的特征。風險防范策略包括識別預測與防微杜漸，并構建了環境輿情風險評估模型。學者張 彥華與胡正榮揭示了智能媒體在數字政府傳播系統中的深度嵌入，這一現象正逐漸重塑傳統政治傳播的生態結構，可能導致信息傳播失效、對技術的過度依賴、權力越界、資本侵蝕以及治理不規范等風險。該文章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揭示了數字政府傳播模式的轉變及其引發的諸多問題，包括信息傳播的失效風險、智能媒體技術權力的擴展、數字政府治理權力的遷移以及智能媒體技術資本對數字政府傳播體系的滲透，這些都是滋生負面影響的因素。鑒于此，必須采取整體治理的視角，對數字政府傳播模式的轉型與升級進行優化，同時提高其吸納民意的能力，增強整體治理模式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緊密結合，以及提升網絡風險的綜合治理能力。加強數字政府傳播的整體治理成效，優化數字政府資源的配置水平，以促使數字政府傳播系統將潛在風險變量轉化為積極的事業增量......(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5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