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效妹

【內容摘要】交通和傳播的緊密綁定從多維度建構起“互聯城市”這一新的現實。本研究以滬、蘇地鐵互聯互通為起點，基于城市傳播的視角，從 App、地景、物質流三方面勾勒出互聯城市的連接實踐，即服務型和社交型應用程序構建起城市微觀層面上交流互動體系；物理景觀實現城市內部空間敘事的多維貫通；城市之間的區域互聯離不開政府和市場的一體化支持。最后，研究將進一步審思互聯城市當中的連接和分化。

【關鍵詞】互聯網；互聯城市；城市傳播；“一碼通行”

一、問題的提出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基礎支撐。為更好推進長三角地區的互聯互通，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市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門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簽署“一碼通行”合作備忘錄并于 2024 年正式啟動，首次實現跨省 11 個城市地鐵網絡無縫對接。“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古今中外通用。道路（road），一向被認為是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也是重要的傳播基礎設施，傳播學建立伊始便在討論“交通”與“傳播”（communication）的關系。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追溯全球傳播的起源時指出，交通道路和遠距離傳輸網絡、象征性交換手段共同構成了“涵蓋了財產、人員和信息的諸多交換和流動回路”這一關于傳播的定義；查爾斯·庫利（Charles Cooley）在《運輸理論》（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一書中也將交通運輸劃分為“物理運輸”與“精神交流”，提出“傳播作為觀念運輸組織”的觀點。交通和傳播形成一種“運動中的網絡”，在這個網絡的毛細血管中，信息與物資相互滲透、循環流動，構建出一個高度聯動、協同發展的動態體系。

工業革命之后，城市在傳播領域最深刻的變化便是汽車工業的崛起，后者直接推動了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擴展與升級。寬闊的公路、立交橋，包括后續軌道交通星羅密布地鋪陳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促進了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的物流和人員流動，也深化人們對于“城市”這一概念的理解，并使得傳統城市中心向外擴展，呈現出“郊區化”和“城市化”的雙重趨勢。按照米密·謝勒爾（MimiSheller）和約翰·厄里（John Urry）的說法，當人越是思考交通工具的地位及其帶來的流動性將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它便越會展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統治模式”，從當地公共空間與社區聚集，到性別認同與城市社會網絡，再到國家形象與對現代性的渴望，無一不體現出身體流動可能帶來的文化與社會建構。所謂的“汽車化”（automobilisation）進一步加強了移動技術與更結構性城市社會網絡的連接，成為一種社會結構的中介方式。

而交通工具早已不再是當今世界影響流動的主要驅動力。21 世紀之后，城市在傳播領域最深刻的變化便是智能手機、定位系統、智慧大屏、具身機器人等智能機器陸續嵌入城市傳播秩序。例如上述“一碼通行”中的“碼”，作為互聯網技術的創新發展，成為城市傳播與流動中的重要工具。通過掃描二維碼，城市居民可以迅速獲取場所信息、服務詳情、支付鏈接等各種信息，社交媒體、電子商務平臺和公共服務系統隨之完善，推動了信息交互的多樣化——這背后自然離不開互聯網作為城市基礎設施的整體支持。論及“交通”與“傳播”方面，彌漫在城市中的互聯網技術可以讓我們更快獲取電子地圖導航、使用共享打車應用、一鍵乘車掃碼等服務，甚至跨省市航班也推出“機上聊天室”功能。連接已無處不在，將庫利所言物理運輸與精神交流發揮到極致。

可以說，互聯網發展至今三十載，數字技術與城市公共空間的融合日益緊密，已然形成相互滲透的物數復合環境。互聯網技術通過智能設備、物聯網（LoT）和大數據分析，將虛擬信息無縫嵌入到城市的物理空間中，智慧燈桿、智能交通信號燈、數字廣告牌等設備都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這些設備用于數據收集和城市新價值生產，在提升城市信息傳播的便捷性、城市資源流動的高效性、城市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城市空間因此不再是靜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成為動態的、交互的互聯場域。與此同時，通過場景化、界面化的城市應用，互聯網這一巨構式的基礎設施降維至人體感知和行為尺度，成為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隨著互聯網絡在城市交流、治理、經濟、文化活動中日益全面的覆蓋，互聯網已然成為與水力、電力同等重要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個人對于城市的體驗、認識、情感在互聯設備過濾和放大之間被經驗性地建構起來，由此重構了深度互聯時代的人地關系。基于此，本文想問：如何從理論層面構筑起所謂“互聯城市”的演進路線，以及如何考察“互聯城市”的多維度連接實踐？

二、從互聯網到“互聯城市”：城市傳播的分析視角

“互聯城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不僅是技術與市場的簡單結合，也是城市媒介化轉型的整體變革。從互聯網到互聯城市的詞綴替換有助于定位當前互聯技術在城市生活的嵌入程度，城市傳播的廣泛視角能進一步勾連城市本身的空間屬性，加深對“互聯”一詞的社會學理解。

（一）何為“互聯城市”

網絡是連接的橋梁。在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即時通信工具等信息媒介，賦予人們新的交流方式和互動空間。這些平臺通過信息的共享和互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個體之間的關系網絡得以延伸和強化。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人們就預見到無線電網絡在日常生活中的激增。1991 年，摩托羅拉公司的密爾·歐萬（Mil Ovan）預測，“在接下來的 20 年里，社會將見證個人和專業溝通的重大‘無線演變’，這將改變我們在家庭、道路和工作中的生活方式”。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也指出，“數字通信、金融化和多式聯運貨運平臺的循環速度將有助于將大都市逐步分解為加速的時間政治網絡，人們將在軟件中擁有領土，國別身份被消解，交流軌跡遍布全球，城市將無處不在”。互聯網本質上的功能是對公共信息的運輸與重新分配。通過無處不在的重復操作實現對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網絡連接起了一切近處與遠處的事物，以此在城市中建構起一張主導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人造地表。

今天，維利里奧的預言已成為現實。城市環境本身成為了一個由寬帶網絡、智能設備和智能電表、傳感器等嵌入式系統、數據和數據管理技術、云基礎設施、平臺、應用和電子服務組成的多層次互聯結構。WLAN（WiFi）、藍牙、WiMAX、LTE、LTE-a、Zigbee、Z-Wave 和 LoRaWAN 等異構通信技術的巨大進步，使得智能城市中的對象能夠在確保網絡連接的同時相互交互。感知到的部分是我們可以隨時隨地通過手機軟件獲得城市出行信息、與約見的朋友隨時保持路途的聯系，跟蹤應用程序上自己的移動軌跡與行進速度；與此同時，互聯網作為一種基礎技術的提供從使用者的視角中慢慢隱退。例如在“出行”背后是城市智能交通系統在全天 24 小時發揮作用，后者利用傳感器和互聯網技術優化交通流量，減少擁堵以提升市民出行體驗，但那些公共系統中的“屏幕后”應用往往不被普通人所察覺，它們作為“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成為城市生活的底層載體。

因此，所謂“互聯城市”（connected city），即一種通過互聯網和信息通信技術，將城市的各個人、事、物要素高效連接起來，所形成的智能、協同，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生態系統，形成多個維度的互聯互通。不同的媒介環境塑造了特定的社會關系模式，單就媒介性質而言，互聯網時代是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基礎的。傳統媒介如電視、廣播，主要以單向傳播為主，形成信息的中心化和權威化；而互聯網及其衍生的社交平臺，則通過去中心化和互動化的傳播方式，促進了平等對話和多元表達。因此，扎卡里·尼爾（Zachary Neal）指出，關于“互聯城市”的探討有助于理解現代城市：它們是什么，它們如何運作，以及它們將走向何方；而操作層面上則是拆解其中各種層次的“城市網絡”，這些層次是相互依存的，需要獨特的分析方法來考慮不同類型的問題。薩拉·巴恩斯（Sarsh Barns）在2018 年出版著作《平臺城市主義：談判互聯城市的平臺生態系統》一書中同樣指出，基于互聯網的數字平臺成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核心樞紐，我們需要反思一個日益受到數字平臺的商業和組織邏輯塑造的世界對于城市公民生活意味著什么，來回應當前城市服務與數字生態系統之間深刻而普遍的糾葛。

在這個意義上，互聯城市，既是“數字化即城市化”（digitalisation-as-urbanisation）趨勢的產物，也是它的生產者。因為數字化和城市化是相互關聯的過程，二者都需要通過信息的流動展開。在互聯城市，包含了數據、服務、人員和物流的系統性提升：數據如城市的神經網絡，實時傳遞信息，確保各項決策的精準與迅速；服務是城市運轉的靈魂，從醫療到教育，從公共安全到娛樂，皆以智能化、個性化的方式提升市民生活質量；人員流動構成了城市的血液，連接了知識、技能與創新，為城市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與創意；物流則是城市的動脈，將商品與資源高效傳遞，確保供需平衡與經濟繁榮，以上四者共同塑造了城市現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與其利益相關者和公民接觸。國外學者進而搭建了一個包含連接（connects）、收集（collects）和控制（controls）的智慧城市“3C”分析框架，認為當前的“智慧城市”建設甚至超越了所謂“互聯空間”，因為它不僅搭建了這些通道，還可以監控、管理和增強整個城市流動。這樣一個“樞紐”般的結合被認為是幫助城市和社區托管“傘式系統”，借用該隱喻，本文認為，傳播學視角下理解互聯城市的核心應該落在如何理解“傘骨”和“傘面”的可溝通關系，即作為架構的互聯網技術如何支撐起城市化的體驗和流動實踐。城市傳播可以為理解城市內部以及城市之間的互聯關系提供一個超越智慧城市系統內部計算性的人文視角。

（二）城市傳播的分析視角

在位置型媒介技術的加持下，我們已置身一個“磚塊加鼠標”的新的連接時代，以及一個人與人、城市與城市、數字與物理連接日益緊密的世界。“城市，一種超級媒介物”，可以通過各種事件和活動把人與人關聯在一起，也可以像基礎設施那樣支撐起整個城市的日常運轉。尼克·庫爾德里（NickCouldry）也認為，媒體不是簡單地“覆蓋”領地，更別說“瓦解”地方間的界限。它們不是在塑造和重組它，而是制造新的距離——建設意義重大的新存在。以上觀點揭示出互聯技術正日益融入城市公共空間，并中介起城市日常生活的社會環境。社會科學的一大任務便在于創造隱喻，借助抽象的理論描述當下人們正經歷的轉變、技術所致力于建立的新的世界，以及劃定和促進不同領域朝向同一個研究對象可能作出的不同貢獻。于傳播學而言，無論“智慧城市”“碼之城”，還是“超機器城市”，李 彬、關琮嚴認為真正有意義的是對空間意義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的解讀，并將其概括為“媒介即關系，傳播即建構”。這一觀點強調了媒介與傳播在城市構建中的核心作用，即媒介不僅是信息的載體，更是社會關系的紐帶；傳播不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是社會現實的構建過程。當物理城市的空間生產越發受到網絡化連接技術的顯在或潛在影響，信息傳遞、地理元素和具身流動構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嶄新體驗，傳播學能給我們提供更加全面與立體的觀察視角，于是問題便變成了傳播學該如何研究互聯城市，或者說，互聯城市在城市傳播領域到底意味著什么？

經過 20 余年的發展，以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為代表的城市傳播已然是目前傳播學中將“媒介”與“城市”的關系探討得最為深刻、完備的研究分支之一，重在研究和理解城市中信息傳播過程、媒介使用及其社會影響的多維度方法，涵蓋從信息的生產、傳播到接收和影響的全過程。

狹義的城市傳播通常關注具體的傳播渠道和媒介在城市環境中的使用及其效果。這種視角通常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媒介渠道的研究：分析各種媒介（如報紙、電視、電臺、互聯網、社交媒體等）在城市中的使用情況，關注這些媒介在信息傳播中的角色和影響力。例如，研究微信在城市居民日常溝通中的普及程度及其對社交關系的影響。其次，受眾行為分析：研究不同區位城市居民如何接收和處理信息，包括他們對不同媒介的偏好、使用習慣及其信息接收的效率。再次，傳播效果研究：關注信息傳播在城市中引發的社會反應和行為變化，包括公共輿論的形成、城市文化的傳播及市民參與度的變化等。

廣義的城市傳播則會將視角擴展到更宏觀的層面，考慮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中信息傳播的多種復雜關系。第一，城市傳播生態系統：將城市視為一個傳播生態系統，研究不同傳播主體（政府、媒體、企業、市民等）之間的信息流動及其相互作用......(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4年第6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可溝通性視野下的北京城市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1DTR04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