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強? 鄭丹琳
編者按
在中國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聯網 30 周年、創新提出“網絡強國”建設 10 周年之際，面對日益復雜的互聯網世界，如何分析國家、資本、技術、社會力量在塑造互聯網新邊界中的角色，如何以新的規范性理念重新定義互聯網的治理原則，如何在以城市為代表的場景中勾勒網絡與社會的互嵌和互構關系，成為重新想象互聯網的理論和實踐的起點。本刊特此組稿，以饗讀者。
【內容摘要】當今時代，作為物理競爭的延伸，對網絡空間領土或者說互聯網“劃界權”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對傳統意義上物理空間交往邊界的界定框架與長期彌漫的互聯網無邊界想象思潮變遷歷程的回顧切入，呈現出正在浮現的且劃分方式日益復雜的互聯網邊界問題。本文從地緣政治、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系統四個視角，構建了互聯網的“流動的邊界”這一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發的互聯網倫理邊界、全球化視角下的“Z 世代”文化邊界、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全球南方國家邊界為代表的互聯網邊界前沿議題，以期為國際傳播研究打開新視域，并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互聯網；網絡空間；流動的邊界；國際傳播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快速轉變和地區性沖突的加劇等結構性因素使得互聯網邊界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實用性得到了顯著提升。互聯網平臺也已經成為作用于現實世界決策與社會動向的強大力量。互聯網史學者丹·席勒（1999）從對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的視角切入，提出網絡空間是全球資本流動的一個重要場域，在此背景下，網絡空間的邊界不僅是技術性的，也是經濟和政治的。網絡空間邊界的流動性體現在數據、資本、服務和人員的跨境流動上，這種流動性也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需求和壓力。當今時代萌生出的一些新問題也正在挑戰人們對網絡空間之邊界的認識。隨著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物聯網（IoT）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普及，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邊界變得愈加模糊，網絡與社會的一體同構進程不斷深入。2023 年，蘋果公司“空間計算”顯示設備 Vision Pro 的發布再次將這一議題推向了國際輿論的潮頭，彰顯著網絡空間已經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形成了高度互嵌。除此之外，圍繞各類跨國數字平臺的地緣政治討論日益緊張。在美國“TikTok 剝離法案”的推進進程中，絕大多數美國本土 TikTok 用戶通過撥打國會電話抑或是游行示威的方式表達了不滿，通過數字平臺聯結的想象的共同體已經由網絡空間走向線下，強烈的身份認同也使得美國用戶凝聚成了一股與結構相對抗的力量。面對此類現象，以往對網絡空間研究的“舊語言”已然無法解決當下的“新問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傳統的互聯網邊界的研究框架亟待更新以應對新問題和新挑戰。本文以互聯網的“流動的邊界”為焦點，嘗試梳理出這一邊界問題的復雜維度。
一、邊界議題的涌現
（一）物理空間的交往邊界
區域國別研究為理解傳統意義上物理空間交往之邊界提供了思路。任曉（2023）提出，區域是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疊加，就空間維度而言，區域的劃定必須以土地、人口、主權三要素為基礎。與此同時，朱鋒（2023）對區域這一主體基礎性與專業性的核心要素進行了聚類劃分，梳理出國家主義、社群主義、發展主義、文化主義的區域建構理論脈絡。此類對于區域主體的探討使得區域的邊界愈加清晰地浮現出來，從而構建了以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為核心維度，全球化與在地化相結合的物理空間交往邊界框架。
地理邊界是物理空間自然存在的界線，在不同文明以及政治實體之間豎起了天然的屏障。政治邊界明確劃分了國家的管轄范圍，對于國家的主權和法律制度的適用具有決定性影響。經濟邊界圍繞著資源配置、產業布局與市場準入權等因素構建，對區域的經濟活動以及發展方向起到了把控作用。文化邊界則通過共享的信仰、習俗與傳統來界定，其在形塑群體身份與行為模式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語言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基本工具，語言邊界的存在直接形成了溝通與理解的屏障，從而影響著物理空間的互聯互通。由此可見，這些物理空間交往邊界在塑造社會結構與人際行為模式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物理空間交往邊界的解構不僅揭示了邊界這一議題本身在社會組織以及文化傳承中的關鍵地位，也強調了在互聯網技術變革的宏觀背景下，對這些傳統邊界進行重新評估的重要性。
（二）互聯網的無邊界想象
20 世紀末，互聯網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當時人們對于新技術的狂熱期待與渴望也順勢造就了互聯網烏托邦神話的紛至沓來。至少在那個歷史階段，互聯網烏托邦神話的信仰者認為，互聯網能夠整合并提供無限量的知識與資源，從而促進信息自由流動并助推全球民主化進程，形成了去中心化的無邊界的神話型敘事。與此同時，從《網絡空間獨立宣言》發布到《世界是平的》出版，從麥克盧漢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到比爾·蓋茨的“信息高速公路”一說，技術精英群體構建的技術神話認為，互聯網能夠超越國家邊界，超越一切現存的物理空間交往邊界，進而開辟一個自由、平等、多元的新世界。這一有關互聯網的無邊界想象至今仍不絕于耳。隨著鼓勵用戶生成內容（UGC）與共享的 Web2.0 時代的到來，新興技術賦能“互聯網 +”，促進了線上線下全面融合的“萬物互聯”的日常生活新模式的締造，加之在社交媒體語境下全球社交網絡交往的持續深化，以及各種開源數據服務的不斷拓展，互聯網的無邊界想象則進一步照進現實，也確實驅動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了全球互聯互通水平。中國政府也曾表示，互聯網發展是無國界、無邊界的，利用好、發展好、治理好互聯網必須深化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與數字資本主義所構建的單一的甚至是同化的互聯網無邊界技術迷思不同，中國提出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強調在網絡主權得到保證的前提下，不斷改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發展與治理的國際合作，尤其是聚焦數字經濟在增強全球人民福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共同面對全球網絡治理的新挑戰。換言之，互聯網的發展與應用在全人類共同命運的意義上自然是無邊界的，但是在具體的時空語境中依然是存在邊界的，這主要是源于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不均衡，尤其是全球數字鴻溝的存在乃至加劇。
（三）正在浮現的互聯網邊界
隨著互聯網與人類社會的深入互嵌，許多隱患的爆發也正在擊碎人們所曾經信仰的來自數字精英群體的互聯網無邊界神話。例如，隨著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的“武器化”進程，網絡主權問題已經超越發展中世界，成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關注議程。再如，隱私侵犯與數據安全風險日益凸顯，已然成為全球范圍內備受關注的互聯網發展問題。對用戶數據的收集與處理雖然為互聯網企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但也同時暴露了互聯網數據管理之無邊界所造成的用戶隱私保護缺失。與此同時，政府與企業在數據收集方面的合力將會進一步威脅到公民的隱私權，也已經導致了全球和地區范圍內“監控社會”的形成。早在2014 年，歐盟法院在谷歌訴西班牙數據保護局案件中創造出了“數據被遺忘權”這一司法先例，2016 年，歐盟通過了前無古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可見跨國法律已然成為互聯網正在浮現的第一重邊界。在文化層面，不設邊界的網絡空間雖然看似促進了跨文化交流，但也同時引發了對于文化同質化愈加嚴重的擔憂。國際媒體與娛樂巨頭通過跨國互聯網平臺，以娛樂和消費的名義撒播以西方文化為內核的“主流文化”，使得地方文化特色時刻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從而威脅到本土文化的獨特性與多樣性。對此，一些國家采用了強化互聯網審查機制的手段，這也意味著對信息流動的國家邊界控制的增強。此外，在互聯網無邊界想象欣欣向榮的同時，數字鴻溝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更加嚴峻，信息的獲取與通信技術的應用之不平等被進一步擴大，這不僅限制了資源貧乏地區人民接觸與利用數字資源的能力，也加劇了經濟與社會的分層現象。因此，為了應對互聯網無邊界擴張帶來的系列問題，國際社會不得不對互聯網的邊界問題進行重思，以求在全球范圍內構建一個更加平等與包容的網絡環境。
二、互聯網邊界的多重界定方式
網絡空間是一種能夠與物理空間擬合從而迸發出更大能量的技術空間，就戰略意義而言，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已然成為繼陸、海、空與外太空之外的“第五疆域”。網絡空間中由大數據活動產生的疆域存在邊界一說已是當前社會主流觀點。然而，在國際傳播視閾下，信息的自由流動與技術的持續迭代使得互聯網的邊界也處于實時流動的狀態，對互聯網邊界的爭奪也因而成為了大國與強國競爭的焦點。因此，對于如何界定互聯網邊界的研究在當前具有舉足輕重的學術與戰略意義。
（一）地緣政治視角在地緣政治視角下，互聯網邊界的劃定主要受國家主權與地緣區位兩個維度的影響。早在 2013年，北約網絡防御中心卓越合作組織發布的《塔林網絡戰國際法手冊》提出國家有權對其主權領土內的網絡活動和網絡基礎設施行使控制權。2016 年，中國“地理邊疆說”學者提出，網絡空間的邊界劃分應當與陸、海、空這一國家維護的傳統主權原則相符合，在某國境內進行的一切網絡活動及其產生的相應數據信息均屬于該國家網絡主權的管轄范圍。國家主權作為一種強有力的邊界對網絡空間進行了切割，各國政府通過制定并實施一系列包括網絡安全法與數據保護法在內的相關政策與法律從而確保其主權能夠在網絡空間得以延伸。這些政策與法律不僅體現了主權國家對網絡空間控制的戰略布局，也彰顯出其對于國家公共利益與國民安全的積極保護。
與此同時，在全球網絡治理框架中，地緣區位因素也深刻影響了互聯網邊界的界定。掌控以海底電纜、國際數據中心為代表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成為強化在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中戰略地位的重中之重。長期以來，美國正是憑借其地緣區位優勢，通過在領土內大規模建立互聯網交換點以及鋪設海底光纜的接入點從而在全球信息流動與網絡政策制定中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力。此種對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控制策略不僅是地緣區位優勢帶來的結果，也同時揭示了國際力量間的競爭與博弈。綜上所述，互聯網的邊界已經、正在也將持續被國際地緣政治關系以及戰略利益所共同塑造。互聯網邊界的界定不僅是國家主權的一種體現方式，更是地緣政治斗爭博弈的結果。
（二）政治經濟視角
在技術解放性想象的余溫籠罩下，以及用戶端“去中心化”的互聯網使用經驗的發酵中，互聯網無邊界想象的說辭依然強大。然而，當今時代跨國互聯網公司的爆炸式增長與極速聚合重組使得互聯網平臺再度成為網絡空間的主導力量，并呈現出了史無前例的高度排他性，網絡空間也因此呈現出了“再中心化”的趨勢。在 Web3.0 技術革新的席卷下，跨國互聯網平臺正在掀起一陣“網絡圈地運動”的新浪潮。平臺公司以絕對壟斷地位掌控垂直市場，以持續拉高用戶黏性為手段，意圖對全球網絡空間進行瓜分。換言之，經過一陣激烈的原始爭奪，互聯網的垂直用戶市場已經被互聯網平臺背后極少數的互聯網寡頭企業分割，用戶對于平臺的選擇余地屈指可數。“超級互聯網平臺”也在信息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以及權力聯盟的保護下隨之誕生，各超級互聯網平臺功能差異化顯著，其內部則是形成了極為封閉的商業生態和用戶生態內循環，從而在網絡空間中呈現出以互聯網平臺及其背后企業為主體，對互聯網邊界進行切割的新格局，而且已經超越了乃至容納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序。
（三）意識形態視角
“意識形態”概念的廣泛使用緣起于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著作中，常常被用以闡釋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以及劃清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之界限，因而這一概念始終蘊含著明確邊界之意義。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意識形態也是不同陣營為了捍衛自身、針對他者所經常使用的話語工具，并常常受到曾經的冷戰思維的影響。2022 年，由美國政府主導，聯合歐盟、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共同發起了《互聯網未來宣言》。該宣言特別提出要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促進信息自由流動與全球互聯互通，然而卻遭到了全球南方國家對于將西方標準強加于人的譴責。更顯見的是，將全球互聯網按照自由與專制、民主與非民主加以劃分的基礎敘事不斷被西方精英群體重復和強調。因此，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已然是切割互聯網邊界的一種常見手段。
隨著全球互聯互通水平的提升，多元化社會思潮的涌現，使得網絡空間成為各方意識形態力量爭鋒的角力場。探究互聯網的技術邏輯可以發現，互聯網的邊界與意識形態紛爭始終處于深刻相互綁定的狀態。在網絡空間中，每個網絡主體均可以被視作一個具有明確意識形態導向的信息節點，這些信息節點通過一系列網絡行為相互鏈接，從而形成了一條條信息鎖鏈，如此一般的多種信息鎖鏈交織從而構建起一張張復雜的信息網。網絡空間內的不同意識形態力量往往通過滲透這些信息節點、切割信息鎖鏈以及侵蝕信息網展開競爭，而用戶身處此等信息網中所獲得的訊息也無不被意識形態過濾。由此可見，互聯網的底層技術邏輯凸顯了劃分互聯網邊界的意識形態基礎，以意識形態切割互聯網邊界不僅是技術問題的顯化，更是涉及社會政治動態問題的投射。
（四）文化系統視角
長期以來，網絡空間作為現實空間的延伸，為文化表達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場域，不同文化也孵化出不同的網絡化路徑，甚至是特定的網絡工具，正如微信之于中國。然而，互聯網所承載的包羅萬象的信息與網絡傳播范圍之無界與多元文化的內涵與生存空間之有界之間卻形成了一種“邊界的張力”。13其中，語言文化的差異首當其沖，在網絡空間中拉起了天然的邊界線。浸潤于不同語言背景中的人們對信息的感知與解讀方式大相徑庭，因而在網絡空間中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語言為核心凝聚力的不同社群。與此同時，絕大多數互聯網媒體平臺更是會把語言視為用戶群體劃分的首要標準，并根據不同用戶群體差異化的文化取向精準推送定制化的內容。國際社交媒體平臺 X 與流媒體平臺Netflix 以語言區為邊界設計的針對不同用戶群體的當日熱門話題榜單便印證了以文化為區隔的互聯網邊界之初現。其次，主導文化思想的差異也是在界定互聯網邊界時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的文化底色深受傳統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浸潤，往往倡導集體主義觀念以及道德倫理的重要性。這與西方著重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人權至上的文化內涵存在難以打破的壁壘，如此差異使然，不同文化間難以存續的對話性也推動了互聯網文化邊界“自決”的進程。再次，在全球化與信息化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互聯網接入的普及和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持續更新也導致了各種各樣亞文化的興起，這些亞文化群體成員往往通過互聯網傳播其特立獨行的觀點及生活方式，他們格外強調群體自身的獨立性與特異性，并在極大程度上拒絕主流文化的同化與收編，從而實現了對以主流文化為框架劃分的互聯網邊界的再度切割。另外，一些活躍的社會群體，比如技術群體、性別群體、環境群體等，也在全球互聯網中搭建著屬于自身的虛擬文化圈，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網絡文化新形態。由此可見，多元文化與網絡空間碰撞所激發出的多重“文化相對主義”張力，為在網絡空間界定文化邊界奠定了堅實的傳播實踐邏輯。
三、互聯網邊界研究的前沿議題
盡管隨著學術創新的揭露與社會認知的深入，互聯網的無邊界幻想基本已經不攻自破，并且在網絡空間已然建立了多維度的邊界界定框架。進入數字化乃至智能化發展的新階段，在國際局勢風云詭譎、科學技術與大眾文化快速發展更替的背景下，對互聯網邊界的討論應當被放置于一個新的語境中，與時代相結合交錯涌現的互聯網邊界問題也亟待被學術研究一一回應。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發的互聯網倫理邊界問題
以 ChatGPT 為代表的基于大語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已經引發了信息傳播模式的重大變革，并挑戰了互聯網傳播的倫理邊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復雜算法與海量數據實現內容自動化生產，打破了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內容生產模式，重塑了互聯網傳播生態，也對互聯網邊界的定義產生了深遠影響。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正面臨著大衛· 科林格里奇提出的兩難困境：過早嚴格控制可能抑制技術創新，而過晚控制則可能導致技術失控。因此，制定合理的治理策略與把握適當的治理時機至關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訓練數據主要源自互聯網，這些數據中包含了復雜的文化價值傾向和意識形態特征，其中的偏見色彩直接影響了所生成內容的中立性及質量。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缺乏透明度，難以溯源，也增加了虛假信息在互聯網中傳播的風險，這對互聯網傳播倫理提出了新挑戰。
為應對以上挑戰，從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加強治理，確保互聯網傳播的倫理邊界至關重要。首先，要加強對生成式人工智能訓練數據的管束，確保數據來源的多樣性與公正性，以減少偏見對內容生成的影響。其次，建立透明的算法治理機制，提升算法的可解釋性，也能夠確保生成內容符合倫理規范。通過技術治理與制度建設，國際社會才能夠在確保技術創新的同時，維護互聯網傳播的倫理邊界并為互聯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綜上所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的范式，也同時帶來了傳播倫理的問題，直接關系到互聯網邊界的管制。只有持續加強技術治理與制度建設，才能夠有效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互聯網傳播倫理邊界之風險，從而促進全球信息傳播的公平與安全。
（二）全球化視角下的“Z 世代”文化邊界
近年來，在互聯網技術顛覆性變革的背景下，媒介的更新作為生活方式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愈發融入了新生代青年人的身份認同與詮釋中。這些浸潤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樂于探索新鮮的平臺媒介新生代“數字原住民”被冠以了“Z 世代”的頭銜。受到互聯網新媒體的形塑，“Z 世代”青年人尤其注重創新消費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敘事模式，其所崇尚的多元包容、數字化生活、環境可持續性以及社會正義的價值觀念自成一派，因而凝聚成了獨特的“Z 世代文化共同體”，其不僅在網絡空間中自然而然與其他群體形成了邊界的區隔，對互聯網工具的熟練掌握更是使得“Z 世代”青年人能夠在公共領域掌控更大的話語權，從而在社會層面行之有效地提升了代際的可見性。然而，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下，近年來部分學者對“Z 世代”這一概念進行了反思，認為“Z 世代”的議程本就根植于西方歷史與文化脈絡中，被精英主義與資本主義邏輯裹挾，充斥著濃烈的西方色彩。因此，在探究“Z 世代”所賦予的互聯網邊界時，一方面要鼓勵“Z 世代”對互聯網新媒介使用提倡的觀念與我國時代敘事以及民族敘事相結合，彰顯出我國與全球化同步的表象，另一方面也要同時警惕“Z 世代”的互聯網邊界一旦牢固形成后，西方帶有偏見色彩的狹隘思想對我國網生代青年群體的侵蝕。換言之，全球互聯網語境中，“Z 世代”的文化邊界也是一個被多元主體塑造乃至爭奪的場域。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全球南方國家邊界
在不平衡數字革命與不公正國際格局的交互影響下，全球信息傳播格局的兩極化態勢加劇，全球南方不僅是全球發展與合作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更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堅力量。然而，由于全球北方國家對核心資源的掌握和對南方國家發展路徑的系統性影響，全球南方仍然面臨強大的自主發展屏障和自決能力提升問題。南方國家內部對于互聯網治理的政策安排也存在較大分野，往往傾向于以主權為基礎，結合共同的區域文化為邏輯進行互聯網邊界的劃分。這種傳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全球南方區域內的信息自由流動。因此，全球南方作為共同體對互聯網邊界進行整體界定的解決方案正在被呼喚......(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4年第6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標準和實現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2ZD01）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