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路路? 朱曉琳

【內容摘要】新時代以來，在文學、電影、電視、紀錄片等領域均涌現出一批兼具藝術性與思想性的非虛構文藝作品的優秀成果。縱觀此類作品，從反映傳統故事到聚焦現實事件、從文字產出到影視呈現、從個體生成到流程化制作，無不在內容創作、生產機制和價值導向上呈現出高度一致的創作規律。本文著眼新時代非虛構文藝作品的系統研究，探析人民美學、民族傳統、偉大夢想在創作中的驅動力，總結媒介技術與市場經濟在生產過程中的輔助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意義解讀，旨在為后續非虛構文藝作品的創作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非虛構文藝；溯源；介入；認同

“非虛構”作為舶來品，引入國內已有四十余年。經過多年的發展，其內涵由原先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等文體，逐漸演化成包含文學、歷史、新聞、電影、電視等在內的，介于文學和影視之間的一種“跨媒介”和“跨文體”的文類集合。新時代以來，非虛構文藝創作不斷突破題材內容和書寫形式的壁壘，在文學、電影、電視、紀錄片等各領域涌現出一批兼具藝術性與思想性的優秀成果。這些作品以真實為基礎，以紀實為主線，兼具人民性、民族性、時代性與創新性等特征，一定程度上成為聯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的指引下，全面推進新時代中國非虛構文藝創作的研究，系統把握其創作的內在動力、生產機制以及價值導向，具有重要的意義。非虛構文藝創作通過多面相的觀察和敘事，多維度展現現實生活的本質真實。深究其中的創作規律，可以從“溯源”“介入”“認同”三個層面進行闡釋。

一、溯源：新時代非虛構文藝創作的基本遵循

新時代以來的非虛構文藝作品致力于尋找現實的真相，在真實性和藝術性的維度上，實現媒介版圖的擴張。真實的故事具有本體的意義，虛構、想象、聯想作為創作手法滲透其中，成為真實故事藝術化的表現形式。與虛構故事不同的是，非虛構文藝創作的本質是依靠真實的事件與受眾形成情感上的鏈接和互文，創作者“因事生情”，而非因文造情，換句話說，與人相關的價值判斷、存在方式、精神活動，作為被記載的“現實”，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創作之源。這也是新時代以來非虛構文藝創作的動力基礎。

（一）人民美學的彰顯與表達

從創作內容看，新時代以來的非虛構文藝作品遵循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力求呈現人民的生活現狀和情感訴求。這正符合“扎根人民、表現人民、為了人民”的文藝觀。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源泉，因而文藝作品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追求美學品格，將廣大勞動人民的審美實踐當作研究對象，堅持“人民美學”的立場。

“扎根人民”是指敘事視角立足平凡個人。以報告文學以例，何建明的《浦東史詩》在堅持國家敘事這一基本命題的基礎上，將宏大敘事與小微敘事相結合，在個體命運的書寫中折射出浦東氣勢恢宏的史詩延宕。在取材自港珠澳大橋建設的作品《大橋》中，何建明堅持以人為本，認為“Y”形橋就像“人”，即一群讓世界同行敬畏的中國工程師。這也反映了何建明扎根人民的文學自覺。影視創作方面，紀錄片《超級工程》《山路彎彎》《我們的四十年》等通過記錄不同夢想、不同年齡、不同領域的個體命運，還原并拼接中國人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內心世界。電影《錢學森》《中國機長》《攀登者》、電視劇《焦裕祿》《馬蘭謠》《最美的青春》等以“小人物、大時代”為旨要，再現時代風云人物，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的人民史詩。

“表現人民”是指敘事主體聚焦人民群眾。報告文學《北京風暴》《農村留守婦女生存報告》《命脈》《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等直擊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態現狀、倫理選擇、歷史記憶；電影《親愛的》《湄公河行動》《我不是藥神》等聚焦民生痛點，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現實關切；電視劇《人民檢察官》《最美逆行者》《破冰行動》等多角度透視轉型時期各行各業的生存面貌；紀錄片《科舉》《春晚》《零零后》等以相關群體、事件的變化成長，折射時代的變遷。這些非虛構文藝作品始終堅持群眾路線，關注社會民生，關心倫理向度，實現現實生活本質真實的再現。

“為了人民”是指敘事內容傳遞大眾的精神需求。報告文學《美麗的夭亡》字字寫盡了一個父親眼睜睜看著女兒走向夭亡的痛徹心肺，舐犢之心殷殷可鑒。電視劇《天梯》改編自重慶的一對感人忘年戀，六千多級“愛情天梯”沖破了世俗的界限，呈現人世間最深切的情感。紀錄片《軍工記憶》低視角挖掘尖端軍事武器研制過程中的生動故事，充分展示研制者的內心世界和人文情懷，體現了新時代非虛構文藝作品將人民群眾視為創作主體，以人民群眾作為創作中心，從而在此過程中實現個體情感表達與時代命題書寫的和諧統一。

（二）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再生產

民族文化是一個時代下文藝創作的觀照點，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在文化的土壤上審視自我，并適時地重塑自我。由此，如何讓民族文化適應時代發展的洪流，并呈現出具有時代性的價值內涵，則顯得意義深遠。有學者認為，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國家在被看見、被認知、被愛戴之前，必須借助特定的象征物使之人格化、形象化。同理，民族文化也需要借助特定的象征實現具象化和人格化，使民眾能夠通過視覺、聽覺和觸覺等感官系統直觀地感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 （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4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中國非虛構文藝創作研究”（項目編號：20BZW04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潘路路系浙江師范大學藝術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朱曉琳系浙江師范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