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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進入互聯網時代，我國的建黨和國慶紀念慶典作為一種典型的媒介儀式，通過網絡傳播直擊大學生的內心，成為影響他們國家認同的重要變量。從政治傳播學出發，本文認為建黨和國慶紀念慶典活動通過大眾傳媒和學校組織雙重機制，成為提升大學生國家認同水平的媒介儀式，主要是通過大眾媒介儀式化和學校傳播組織化兩種路徑實現這種強化作用。

【關鍵詞】媒介儀式；國家認同；實現路徑

青年對國家的認同，關系到青年一代能否具備必要的思想政治素質，成為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未來發展。進入互聯網時代，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受到互聯網交互模式的重要影響，網絡不僅影響他們的信息獲取方式、人際交往模式和思維方式，還影響他們與國家宏觀敘事建立聯系的個體方式。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對青年大學生群體施以國家認同的教育引導，除了通過各個層次教育系統的正規學習外，還包括通過在重要時間節點上的全國性紀念慶典活動及其傳播介入他們的政治生活。從政治傳播學來看，每年一次的建黨和國慶紀念慶典作為一種典型的媒介儀式，通過網絡傳播直擊大學生的情感世界，提升他們的國家認同水平。在當前全媒體時代，國家紀念慶典的傳播更多是通過互聯網全方位進入大學生的視野和生活，成為影響他們國家認同水平的重要外部變量。本文借助傳播學中媒介儀式的概念范疇和分析框架，具體分析每年進行的“七一”建黨和國慶紀念慶典傳播對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影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媒介儀式強化大學生國家認同的實現路徑，為今后通過紀念慶典傳播活動提升大學生國家認同水平提供現實啟示。

一、文獻綜述和問題提出

按照政治傳播學的觀點，公共權威機構舉辦的政治性紀念慶典活動，實質上是一種作為傳播的政治儀式，提前策劃的紀念性報道、現場直播和全媒體渲染，在特定時間節點循環往復出現，表現為一種典型的媒介化儀式傳播活動。進入大眾傳媒時代，美國傳播學家詹姆斯·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拓展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域，首次將“儀式”引入傳播學，他認為傳播不是信息的傳遞而是一種表演，實質上是通過符號系統實現主體之間溝通、互動的文化或社會儀式過程。戴揚和卡茨將“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關于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主要是國家級的事件”，或是“節慶式收看”定義為媒介事件，指出媒介事件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具有非常規性和壟斷性，由于媒介事件大規模的集中直播，會中斷、擠占、延遲其他常規安排，形成一種主導性傳播。其次、媒介事件的組織者是權威性的公共機構，如政府、政黨等，營造一個萬眾矚目的社會中心，這個中心乃是“有歷史意義”的儀式的組織者與技術熟練的電視臺聯合生產的一個事件。再次、媒介事件具有直播性和遠地點性，吸引大量興致勃勃的國內觀眾，他們在或集體或家中的遠距離收看，觀眾往往專心致志收看報道，共享集體儀式，歡慶和分享共同價值，產生正向的傳播效應。最后，媒介事件充滿崇敬感和儀式感，具有歷史意義，能達成積極的社會整合意義。庫爾德里進一步對媒介事件進行反思，認為“通過媒介事件的敘事框架，社會的集體屬性被確認、強化或是維系，通過這一社會過程確認社會凝聚力”，并認為社會性收看直播的形式，人民習慣性參與、重復性、紀念性行為屬于媒介儀式。國外學者進一步認識到沒有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國民就無法對民族國家共同體進行想象，認同就無法實現。媒體在國家身份（認同）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內學者在儀式傳播思想研究中認為，媒介儀式和媒介儀式并非同等概念（劉建明，2020），但并不影響將其作為研究分析建黨和國家紀念活動的政治儀式傳播過程的理論框架。有學者認識到“當下的傳播已經不再是邏輯和信息的傳播，更大程度上是在特定場景之下帶著關系和情感狀態的傳播”。因此，本文將建黨和國慶紀念慶典活動傳播視為一種媒介儀式，除了具有媒介事件本身具備的組成要素外，還包括在學校組織將媒介事件儀式化的活動安排，因此使用媒介儀式的表達更貼合本文的研究對象.......（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4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教育部全國高校優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擇優資助計劃“大學生國情認知與使命擔當意識培育研究”（項目編號：18JDSZK13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