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慧? 周敏

【內容摘要】本文考察了 2023 年我國風險傳播領域的研究焦點，系統梳理了 2023 年我國風險傳播研究在理論考辨、議題創新與本土化實踐等方面的突出特征。研究發現 2023 年風險傳播領域在聚焦常規性議題的同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術帶來的傳播生態變遷中提出了具有前瞻特色的重要理念，立足于中國本土化語境和社會邊緣群體的研究體現出風險傳播領域的開拓性和人文色彩。未來可采用跨學科方法聚焦傳播生態中的新問題，提升理論和視角的本土適應性。

【關鍵詞】風險傳播；風險感知；媒介化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

風險傳播是個人、組織和機構之間與風險評價、風險描述和風險管理相關的信息交流活動。本文選取國內新聞傳播學領域的 CSSCI 期刊，考察 2023 年我國風險傳播領域的研究焦點，系統梳理了 2023 年我國風險傳播研究在理論考辨、議題創新與本土化實踐等方面的突出特征，分析總結我國風險傳播研究領域的熱點前沿。

一、風險事件中的公眾感知、記憶與社會信任

發生于不同領域的風險事件成為風險傳播研究中的現實參照，學界聚焦具體風險事件中公眾的風險感知、社會記憶與社會信任，并基于此重新思索主流媒體的角色擔當。在國內發生的風險事件中，學者邵鵬、王晟研究了社交媒體中 PX 項目的風險記憶演化，運用大數據挖掘和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2011 年至 2021 年間的微博 PX 項目樣本進行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發現關于 PX 項目的風險記憶幾乎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微博 PX 記憶書寫存在著當下記憶與過往記憶、理性表述與情緒記憶、利益主張與風險記憶三組矛盾的拉鋸與糾纏。主流媒體應當在事件熱度消退后，適當地對科學議題進行追蹤報道，注意對媒介記憶進行維護和“保溫”，也應注意加強連續報道和深度報道，注重對過往媒介記憶的重新激活、整理和建構，從而糾正過度偏離的風險記憶，促進科學認知的重建與傳播。鄧理峰以文本數據挖掘和內容分析為研究方法，對 2013 年 7 月在我國廣東江門反核事件過程中搜集到的 5000 多份電郵和電話展開分析，并綜合比較媒體報道、關鍵人物的深度訪談等數據，對江門事件中核電風險溝通中的不信任及其成因作了剖析。研究認為，信息不公開或無效公開導致既往事件累積下來的信用赤字及其跨行業跨領域外溢，往往是導致社會不信任的歷史肇因。價值觀差異甚至沖突是激發社會不信任的文化肇因。對立與對峙的非常態關系和社會情境是導致社會不信任的情境肇因。郭小安、周子琪、李澤源以 2022 年重慶山火事件為例，分析重大風險事件中短視頻的傳播策略及共情傳播效應。官方媒體發布短視頻在輿論引導、價值建構、社會動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自媒體發布短視頻數量較多，通過平民化視角和貼近性報道獲得關注但產生共情效應的比例偏少，二者共同推動民眾參與滅火行動，實現線上、線下社會動員。國際范圍的風險事件亦得到學者的關注，以此建立風險感知和擴散的理論模型。郭羽、侯永康、樊凡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作為探究風險傳播的案例，構建了消極情感、風險素養和媒介接觸對公眾風險感知和風險擴散的理論模型。研究發現，消極情感對風險感知有正向影響，而風險素養與傳統媒體接觸對風險感知有負向影響，新媒體信息接觸對風險感知則沒有顯著影響。風險感知作為這些因素對風險擴散的中介因素，對風險擴散有重要的正向影響。

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風險傳播機制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仍然是風險傳播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學者黃河、楊小涵、王芳菲細分社交媒體、風險感知和防疫行為類型，構建了“心理動機—媒體使用—風險感知—防疫行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間公眾社交媒體搖擺使用行為及其內在動因的基礎上，檢驗其對個體與社會層面風險感知和防疫行為的影響。在實踐層面，風險溝通者應走出以往將媒體渠道設計籠統化的思維定式，細分溝通渠道特征，傳播差異化信息，也需要跳出傳統新聞多關注微觀個體的敘事框架，適當增加風險對社區、社會乃至全球范圍的宏觀影響分析。在內容層面，謠言作為一種風險表征，是公共事件中社會群體闡釋和價值認知的結果。學者葛明駟基于對新冠疫情早期網絡謠言的分析，認為社交媒體時代，公共危機事件中網絡謠言內容呈現出多模態化、碎片化、本地化、情感性和價值性等特征，疊加傳播中的群體性、圈子化和無序化，使其對風險的表征具有很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對風險的放大具有典型的“個人放大站”特征。網絡謠言通過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具有有效降低風險公眾的信息焦慮、環境焦慮以及認知焦慮等實用性和功能性特征。在渠道層面，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過程中形成了多種傳播媒介共同參與、多元信息形態并存的新生態傳播格局，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與網絡傳播共同構成了疫情信息傳播場域。學者王冬、石曾萍等基于全國調查數據，綜合 SOR 理論和健康信念理論建構模型，重點分析新冠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下，組織傳播、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不同渠道的接觸對公眾傳染病防護行為的影響。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公眾通過組織傳播接觸新冠疫情信息與傳染病防護行為顯著正相關，甚至比網絡傳播渠道接觸更有影響力，而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渠道接觸對傳染病防護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在健康信念上，不同傳播渠道接觸的影響呈現異質性.......（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4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圈群生態視閾下網絡輿情治理現代化創新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3BXW041）、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京環境傳播的創新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2XCB00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郅慧系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周敏系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