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航? 張曉慧

【內容摘要】在新時代背景之下，“新主流電影”承擔著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責任，同時也具備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文化娛樂需求的屬性。因此“新主流電影”成為當今電影市場及電影理論界一個研究焦點。本文在研究“新主流電影”的文化價值和時代內涵的同時，著重從影像美學的視角就“新主流電影”的影像風格的建構進行了探究。

【關鍵詞】新主流電影；類型；身體影像；景觀；數字影像

近年來，“新主流電影”頻繁出現在電影理論界的討論中。關于“新主流電影”的界定，并沒有形成統一而又明確的概念劃分。在 20 世紀末已有學者提出過“新主流電影”這一名詞，將其定義為“有創新的低成本商業電影”。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電影在商業模式、工業體系、產業政策、文化戰略等方面均有新的變化。“新主流電影”再次成為討論焦點，此時“新主流電影”這一概念近乎被重新定義。

進入 20 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經歷了“商業大片”的熱潮。這些電影大多在以全明星陣容和震撼的視覺奇觀來吸引觀眾，但在藝術價值和文化內涵方面有明顯缺失。這類影片雖然在票房上取得一定成功，但是卻沒有在口碑上贏得觀眾的認可，這個熱潮隨之慢慢退去。在此之后，《云水謠》《投名狀》《十月圍城》《梅蘭芳》《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釵》等一些影片應運而生。這類影片將人物性格與情感刻畫放在重要位置，同時結合類型化的敘事方式和較為突出的視覺效果，講述了不同時期的國家歷史和民族寓言。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均取得不錯的成績。但是這些電影僅僅表現了一種普適性的價值取向，鮮有對現實的觀照和對時代的解讀，使得劇中的歷史背景和人物事件與當今時代缺少共時性的情感交流，只是形成了一個個孤立的“世俗神話”。

黨的十八大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這個時代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奮斗目標。將國家的夢想與個人的夢想有機統一，也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命題。電影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將電影主題與時代主題相結合成為了電影創作的一個新方向。于是，一批緊跟國家戰略、體現民族意志、弘揚時代精神，同時具有較高商業價值、藝術水準和娛樂屬性的作品大量涌現，這些作品被統稱為“新主流電影”。

“新主流電影”在主題思想和價值取向上順應著國家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在經過市場檢驗之后亦被廣大觀眾所認可，能夠取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戰狼》系列、《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中國醫生》《流浪地球》《金剛川》《長津湖》等電影均體現著“新主流電影”的特征。因此也可以看出一部電影是不是“新主流電影”，不是前期“創作”就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經過市場的檢驗和觀眾的考評。

近年來對于“新主流電影”電影的研究成果頗多，很多文章詳細梳理了“新主流電影”的歷史嬗變，深入研究了其文化根基、意識形態傳播路徑，同時結合電影工業體系的建立，在制作發行等方面進行闡述。縱觀世界電影史，任何一個“流派”的電影，除了在思想表達、文化價值等方面有相同之處外，在美學形式和視覺影像上也具有共通的風格特點，“新主流電影”也不會例外。因此，從影像美學上對“新主流電影”進行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一、類型融合與表征影像

“新主流電影”并不是一個具有明顯特征的類型片分類，而是具有類型與題材相融合的特點。如戰爭題材的《金剛川》《長津湖》、災難題材的《中國機長》《中國醫生》《峰爆》、體育題材的《奪冠》《攀登者》、社會生活題材的《我不是藥神》《一點就到家》，同時還有以短片形式組成的《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我和我的父輩》系列。探索中國電影類型化發展方向、形成中國電影類型化市場模式、構建中國電影類型化理論體系，成為中國電影創作者及理論研究者不斷探索的方向。電影類型（genres）的形成和實現，與電影工業化的發展密不可分。同時，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時代特征也孕育出各國不同的類型電影發展模式。中國電影自誕生之初便已開始進行類型化的探索。《火燒紅蓮寺》《孤兒救祖記》《神女》《漁光曲》《馬路天使》《太太萬歲》《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影片都可以在中國電影類型化發展的譜系中找到相應位置。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電影經歷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曲折中探索的“十七年電影”時期和“文革”時期“樣板戲”。198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電影工作會議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創作口號，具有中國特色的“主旋律電影”隨之誕生。但是時至今日，中國電影能否形成真正的“類型電影”仍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課題......（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3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作者張航系中央戲劇學院研究生部副主任、講師；張曉慧系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