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 慧? 周? 敏
【內容摘要】本文系統梳理了 2022 年中國風險傳播研究領域與熱點前沿，考察了我國風險傳播研究在理論構建、范式創新與行動反思等層面的新特征與新樣態。
【關鍵詞】風險傳播；風險感知；風險治理
隨著我國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直接與間接的社會結構性變革深刻顯示著當下風險社會的表征。風險已經代替物質匱乏，成為社會主題和政治議題的中心。風險傳播研究致力于觀察風險信息在專家、風險管理部門、利益團體和民眾之間的流動，尤其強調“專家如何將真相告知民眾”，其最終目的在于引導政府、企業與民眾之間建立新的伙伴關系，并促成良性對話。目前，元宇宙、區塊鏈、5G 等前沿科技的發展引發了社會組織結構與運行邏輯的深刻變革。與此同時，全球性金融、環境、安全等相關風險事件頻繁發生，現代風險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發生突然性等特征在與多元傳播主體的交互中凸顯。
本文對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間發表于國內核心期刊中（包括 CSSCI 及北大核心期刊）風險傳播領域相關論文進行回顧，從本體研究、情感轉向、文化轉向的理論向度和風險溝通、風險識別、風險治理的實踐向度，系統梳理該時間段內我國風險傳播研究在理論構建、范式創新與行動反思等層面的全新特征，分析總結我國風險傳播研究領域的研究領域和熱點前沿。一、本體研究：圍繞現代風險認識論的考察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國外風險傳播研究從默認專家主導的“技治范式”轉向強調公眾參與的“民主范式”，即將風險傳播界定為個人、團體和機構間交換信息和意見互動的過程?；ヂ摼W和新技術對于個體能動性的激活使得風險本身的界定發生改變，既有風險傳播的認識對于新社會環境下的解釋力稍顯不足。將后常規風險觀作為風險傳播的研究起點，有助于超越實在論與建構論之間的風險觀爭議。
對于風險的認識呈現出客觀介入與主觀結構兩大領域，客觀方面主要涉及技術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革，主觀方面則與風險感知的研究推進相關。技術的全面發展與介入使得現代風險呈現出新的特征。有學者認為，技術升級有可能導致難以預料的巨大風險，該類風險通常是由不恰當的技術訴求導致，技術能夠制造出與我們進行自由對話的靈魂伴侶（社交機器人），但虛幻的目標可能使社會陷入倫理糾葛困擾。主觀建構性是風險社會的顯著特征，其側重于認為風險不僅由技術因素生發，而且在意義生成中得到建構。具體而言，風險感知指個體對于外部客觀風險的主觀感受，體現了風險本體論和建構論的兩大領域。當下，互聯網不僅是風險信息的“搬運工”，而且在自我修飾與生成中定義出新的風險。這種動態的媒介過程本質上是政治社會化意義的風險文化培育和觀念塑造。
二、“情感轉向”：基于個體認知及情感要素的探討
早期的風險感知研究聚焦于對于風險等級和評估的客觀性劃分 , 對于主觀性和社會性維度的考察相對缺乏。目前，部分學者開始關注社會情境和個體認知結構對風險感知的影響，豐富風險傳播研究的多維路徑。雖然社交媒體和權威媒體的影響路徑存在差異，但均在不同程度上通過影響公眾的情感或者認知進而影響其預防行為。在社交媒體與預防行為之間，負面情緒起著一定的作用。有學者研究了風險感知中的“憤怒效應”，將其視為風險評估中的情感式激活。研究發現，個體對風險特征的認知并非基于客觀衡量，而更多是基于情感驅動。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恐慌感也是風險信息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心理機制。相比于媒介渠道，人際交流重構了個體對于疫情新聞信息意義的解讀。與風險相關的信息在人際渠道中被放大和聚焦，甚至被賦予極端威脅的想象。類似地，有學者對非常法時期的安全風險感知、恐懼抑制處理進行研究發現，對于個體生命健康層面的直接威脅，會促使個體改變態度與行為，以抑制恐懼和降低風險。現代風險通過不斷社會化，推動民眾的風險認知和排拒心理普遍成型，要想越過心理的范疇，將其轉化為能夠產生具體影響的社會行為需要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除恐懼、憤怒等負向情感要素外，公眾正向情感的激活對于風險傳播過程具有積極調節作用。社交媒體為獲得人際關懷提供了情感交流渠道，發揮社會情緒的調節作用，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在非常態社會背景下，社交媒體平臺為公眾搭建起的健康社區，為其帶來共渡難關的正面情感支持。此外，系列研究進一步表明公眾在風險傳播中能動性的增加，演變成為各類風險應對中情緒激活的積極主體。公眾會針對風險和形勢做出適應性行為，具體表現為，公眾通過策略性的信息接觸，能夠對情緒狀態進行自我層面的調整，并通過此方法減輕或調控風險對于個人情緒的影響。“情緒平行說”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國外學者提出的“作為情緒的風險”假說，并提示在考察“風險感知”這個構念時，可以考慮將其概念操作化為“認知—情緒”的二維結構。
三、“文化轉向”：風險傳播研究中的中國本土化闡釋
社會文化因素對于公眾風險認知的影響體現出風險傳播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即不僅關注風險傳播過程中個體的認知、行為差異，還將個體放置于其所在的宏觀社會文化語境進行考察。風險傳播從心理認知到宏觀管理的轉化所體現的中國社會的特殊語境 , 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機遇和理論突破的可能性?？傮w上看，當前基于中國本土化語境與風險傳播相結合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學者在模型構建與理論拓展方面做出一定嘗試。根植于我國本土的代際語境，有學者研究了風險傳播促成健康預防行為的相應路徑后發現，不同渠道的風險信息接觸對不同世代的防疫情感無顯著影響，但在防疫行為預測中體現出中國的特殊現象：傳統媒體接觸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為，而社交媒體和人際交流則更能促進子代和親代的防疫行為。公眾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于涉風險類事件的態度。如有學者通過“格—群”文化理論的研究發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民族中心主義、客觀政治傾向和主觀意識形態自評等政治價值觀可能會影響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在關于 HPV 疫苗普及的健康風險研究中，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的作用亦得到證明。當中國女性暴露在媒體或在線社區的健康傳播活動，尤其平臺提供同“損失—將來”框架特質相同的信息時，女性更像“遠慮的冒險家”勇敢地激發自己接種疫苗的意愿。
此外，基于本土語境和文化的研究拓展了風險傳播相關理論模型，并為風險治理提供新的視角。有學者對疫情期間的中國網民進行調研，在已有的危機與應急風險傳播框架內，引入“媒介可信度”變量，拓展經典的“信息接觸—風險感知—行為驅動”理論模型。研究驗證了媒介可信度在“政府”“新聞媒體”和“公眾個人”等信源接觸與防護行為的關系中扮演中介角色，豐富并拓展了風險傳播的經典模型架構。中國文化形成了風險時期具有本土特色的“移動化”社會治理實踐。有學者研究了我國制度及文化要素驅動風險社會的形成，并由此提出，風險社會放大的本土化治理應針對風險演化，采取系統化的應對方式，對不同緩解風險的方案進行權衡，關注風險社會潛在的脆弱性、盲點和風險溢出后果。中國人在空間劇變和重組中強調文化傳承、在階層流動中強調安居樂業、在全球貿易中強調身份認同、在全球競爭中強調共同命運的共識，在“共同體”中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和彈性的“移動性文化”......（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3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作者周敏系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郅慧系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