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君

【內容摘要】本文以《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為例，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新聞真實”進行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探討，以期為學界和業界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新聞真實”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新聞工作的思想、路線、觀點、方法，是所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在從事新聞傳播過程中應該遵循的工作指南。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新聞真實”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新聞真實”，此前有很多專家學者做過研究，本文以在國內引起過廣泛關注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為例，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新聞真實”進行探討。

一、關于“新聞真實”

（一）“新聞真實”溯源

“新聞真實”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命題，倘若我們放寬“尺度”，將歷史記載也視為是一種新聞的話，對于“新聞真實”的追求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周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548 年），當時的齊國大臣崔杼因為對齊國國君齊莊公的行為不滿，遂與齊莊公的身邊護衛賈舉相互勾結、發動叛亂，殺掉了齊莊公。殺了國君之后，崔杼不想承擔“弒君”的惡名，就叫來齊國的史官讓其按照自己的要求書寫歷史。但是，這位連姓名都沒有留下的齊國史官卻絲毫不為所動、堅持秉筆直書，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幾個兄弟也同樣鐵骨錚錚，為了對當時所發生的“新聞”進行真實記錄，先后慷慨捐軀。這種精神后來感動了我國著名愛國英雄文天祥，他在那首流傳千古的名篇《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將這種秉筆直書的對“新聞真實”的追求列為中華文明綿延不息的浩然正氣。

（二）幾種不同的“新聞真實觀”

現代新聞業誕生以后，數百年來先后出現了與“新聞真實”有關的幾種不同觀點：一是“獵奇真實說”，指的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的一種觀點，認為真正的新聞是具有獵奇性質的新聞，所以美國國家新聞博物館一進門的墻上就有一行字“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二是“經驗真實說”，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種觀點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導了新聞傳播界。但是，在可以“修圖”和“拼接”的時代，“眼見為實”的也不一定是真實的東西。三是“絕對真實說”，就是認為新聞反映絕對的真實，不能有一絲一毫不真實的成分在內。這種觀點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在現實生活中卻是往往很難做到的。四是“真實無望說”，指的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所以最后絕望地得出“根本不可能存在新聞真實”的結論。

（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新聞真實”之我見

上述四種觀點都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聞工作者所應秉持的“新聞真實觀”。信仰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聞工作者所應秉持的“新聞真實觀”，應該放在馬克思主義這個更大的系統來加以考量。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唯物辯證法包括“唯物論”和“辯證法”，其中的“唯物論”是與“唯心論”相對立的，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角度觀察“新聞真實”就應該而且必須摒棄唯心論的立場，不能也不應將“我認為的新聞真實”混同于“真正的新聞真實”。馬克思主義提出的衡量“新聞真實”的標準是看“誰是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和“誰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而從“辯證法”理解“新聞真實”應該建立在聯系的、運動的、全面的基礎上。馬克思說過，“‘新聞真實’離不開‘報刊的有機運動’”。最近這些年經常出現的“新聞反轉”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采訪發布者們沒有將他們所謂的“新聞真實”置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辯證法”的角度加以考量的緣故，結果不僅自己被“打臉”，而且連帶影響到所在機構的公信力。

二、《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傳播意圖和寫作背景

作為一部影響甚大的新聞作品，《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傳播意圖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可以用“主要為‘關鍵少數’尋找標桿而作”來加以概括。這里所說的“關鍵少數”指的是縣級管理人員。自從秦代改“分封制”為“郡縣制”以來，“縣級”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進行全國性治理的關鍵節點，所謂“郡縣治，則天下安”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的葉小文曾經撰文指出：“從歷史上看，縣的建制始于春秋時期，秦朝推行全國并得到進一步發展。至今兩千多年，無論行政區劃怎么調整，縣一級都是最穩定的，縣官都是最要緊的。”“縣官”的重要性在于其“承上啟下”的不可替代性，“縣這個‘點’，對著的是國家的若干個‘面’，而且必須‘面面俱到’。國家的政策法令大都要落到縣一級來貫徹。”既然“縣官”如此重要，那么，為這一“關鍵少數”尋找標桿和榜樣就不僅具有大眾傳播學的意義，更重要的還在于能夠為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更加高效提供新聞傳播方面的助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問世之前，我國樹立了不少典型，特別是進入到 20 世紀 60 年代以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新變化，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各個層級都需要樹立標桿式的人物，以便充分發揮他們的模范帶頭作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這些口號的問世，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層對于尋找并樹立標桿的重視。鑒于縣級領導干部在國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有關各方一直在尋找作為縣級領導干部之代表的縣委書記的典型，在這種情況下，由兼具“喉舌”與“耳目”的新華社領導拍板，將對焦裕祿同志的宣傳聚焦在“縣委書記的榜樣”這個著力點，確實體現了包括但不限于吳冷西、穆青等時任新華社領導同志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家辦報的意識......（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見《教育傳媒研究》2023年第1期，本刊已入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相關學術數據庫）

作者系中國教育電視臺三級研究員、教育部、中宣部高校與新聞單位互聘交流“雙千計劃”中國政法大學特聘教授、福建莆田學院“閩江學者”講座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