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
—— 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教育脫貧紀實
文山風光資料圖片
腳踩438公里邊境線，北回歸線橫穿而過，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國唯一集“老、少、邊、山、窮、戰”為一體的民族自治州。
▲近年來，結合當地民族特色，文山各學校的研學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圖為文山實驗小學學生拜訪民間藝人，學習特色樂器三眼土洞簫的演奏方法。 （資料圖片）
■教育脫貧攻堅進行時
腳踩438公里邊境線，北回歸線橫穿而過，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國唯一集“老、少、邊、山、窮、戰”為一體的民族自治州。
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云南，調研扶貧開發工作。他指出，扶貧開發是我們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時不我待，扶貧開發要增強緊迫感，真抓實干，不能光喊口號，決不能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習近平總書記的深情囑托和殷切期盼，為云南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也為文山教育事業帶來了勃勃生機。
牢記總書記的囑托，文山把教育作為拔窮根的根本，全面助力打通脫貧攻堅戰“最后一公里”。“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這句印在文山角角落落的標語，也刻進了文山教育人的心里。
拿僅有的黃金地塊辦教育
在文山州西疇縣，沒有什么“不可能”，也沒有什么“干不了”。
理解這句話，要從西疇的土地說起。西疇乃至文山是全國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西疇全縣面積99.9%是山區，超過七成是巖溶地貌。人們常年就是在石旮旯里討生活，當地人形容這塊土地“出門就爬坡，只見石頭不見土，玉米長在石窩窩，春種一大片，秋收一小籮”。
就是在這個曾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定義為“基本失去人類生存條件的地方”，西疇人民向天宣戰：要吃飯，炸石造地；要致富，開山劈路。在從石漠向綠洲蛻變的過程中，西疇人民創造出了“搬家不如搬石頭，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疇精神。
在西疇，土地不僅意味著生存，還是各方面發展的緊缺資源。
“擠”是西疇縣校長、教師們共同的記憶。“一到課間操，只見人頭不見土地。”西疇縣一中校長鄭杰說，以前學校占地僅42畝，2000多名學生，只有一棟四層半的教學樓、一棟宿舍樓。
“擠”也或多或少影響了西疇的教育質量，學生和家長“用腳投票”，全縣每年都會流失幾百名生源。更讓鄭杰痛心的是教師的出走。他清楚記得，2003年，全校不足100名教師，走了21名，給學校辦學帶來致命打擊。
現實逼著縣委、縣政府下定決心，要下大力氣抓教育。但問題也擺在眼前，首當其沖便是資金和土地。西疇縣2019年6月實現脫貧“摘帽”，2012年時，全縣財政收入不足5000萬元。縣一中原有校區狹小，不適宜擴建，而縣城幾乎找不到一塊平整的土地。
西疇縣委、縣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城外兩公里一塊相對平整的黃金地塊。2014年，占地300畝的縣一中新校區動工；2016年，占地300余畝，規劃包括小學、中學和中職在內的西疇縣教育園區動工，以這兩項占大頭的縣域教育資源整合、學校布局調整，總投入13.4億元，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整體性改善。
但就算看著學校砌下第一塊磚，鄭杰也沒有預想到，新學校竟這么漂亮，圖書館、報告廳、實驗室一應俱全，還有了縣里第一塊標準400米跑道的操場。
位于西疇縣教育園區內的思源實驗學校是由原來4所村小合并而來，副校長李光輝是原龍泉小學的校長。走至學校操場，李光輝頗為感慨地告訴記者，原來學校還沒有現在的操場大，校園被公路分割成兩塊，整天提心吊膽不說，要辦運動會，還得把公路攔起來。
提起以前，西疇縣職中校長吳宗俊則面露慚愧，作為以實踐為命脈的職業教育，原來學校根本裝不下汽修等專業的實訓設備，上課以理論為主，搬到新學校后，學校才終于有了實訓樓。
縣里舉債辦教育，到現在也沒堵上這個窟窿，再加上家長對教育越來越重視，校長們著實感到“壓力山大”。新的縣一中并入了原逸夫中學，對鄭杰來說，第一個壓力來自領導班子怎么融合。認真做研究后，鄭杰先是組建了校黨委班子，以黨委統一管理學校。
隨后，學校探索出了年級組長負責制的管理思路，把支部建在年級上，讓年級組和年級支部成為管理學生日常行為的“經線”。同時，7名黨委班子成員一人掛聯一個教研組，年級支委班子掛聯年級備課組，構成教學常規管理的“緯線”，保證了辦學方向的正確性，也凝聚了共識，使學校的各項做法得以落地。
在西疇縣一中，已有兩名教師因課堂效果不好而被停課。學校設置了“推門聽課監督崗”，每周有固定的聽課分析時段。一次，先后有年級聽課組、校級聽課組去聽一名八年級語文教師的課，反饋都不好，最后鄭杰也去聽課。
“一堂語文中考復習課，沒有激情，學生也沒有積極性。”鄭杰說，第二個星期這名教師就被停課、調崗，對全校教師都成了警示。
2016年前，縣一中每年只有幾名學生考上一本，這幾年成倍增加。原來中考前150名的學生，學校也就能吸引來十幾名，2019年，有一半多都報考了縣一中。“這是老百姓信任我們。”鄭杰說。
一場7000人參與的控輟保學攻堅
2019年4月25日一大早，文山州丘北縣曰者鎮紅花山小學校教師黎偉榮一行4人，從鎮上出發，沿著山路，來到了幾十里外的“獨家村”——紅河州朋普鎮矣廈村委會黑母雞箐大梁子。
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尋找兩個從沒上過學的孩子。
由于舉家外遷、父親去世、母親改嫁，14歲的李未（化名）和11歲的李麗（化名）此前一直沒有上學，李未一直靠給鄰居放牛為生。在全縣控輟保學大排查中，這兩條信息才被梳理出來。講政策、話家常、主動解決孩子的行李鋪蓋和學習用具等費用，第二天凌晨兩點半，兩個孩子跟黎偉榮回到了紅花山小學校。
特殊的自然、歷史和多民族聚居特征，使文山的控輟保學面臨諸多現實困難。在文山州丘北縣，部分鄉鎮輟學率常年較高。丘北縣教體局副局長徐定文坦言，此前，丘北縣控輟保學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數據不實、底數不清，比如存在籍在人不在的情況。丘北縣選定一個村作為試點，通過剖析這個村的情況，摸索出“五步四比三量”的經驗，后在全縣推開。
2019年8月，一場由全縣7000余名教師和鄉村干部參與的控輟保學專項行動正式啟動。不漏房、不漏戶、不漏人，用徐定文的話說，“連宅基地也沒放過”，一戶戶排查、一人人核對，共排查出6—15歲義務教育適齡人口9.2萬人。
這一數據再與戶籍、學籍、扶貧數據庫等分別比對，比對的結果先是返回到村，讓村小組、村里的退伍軍人、老教師等村民代表確認是否屬實、有無遺漏，再逐級報給村級、鄉鎮級、縣級領導逐一審核。
八道哨中心學校校長聶自華介紹，僅通過村民代表這一級，八道哨鄉就審出來7條錯誤信息。記者在一份審簽表上看到，雙龍營鎮鎮長和書記指出了一處遺漏的情況。
經過這次行動，丘北縣共排查出因打工、厭學、早婚等原因失輟學適齡兒童214人。
記者在八道哨中學見到了重返學校的張超（化名）。16歲的張超2019年曾到廣東汕頭打工。丘北距離汕頭1500公里，本想外面的世界“很好玩”，但現實卻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干活”。從早上8點出工，到晚上9點30分收工，除了一小時吃飯時間，張超都待在車間里負責給瓶蓋噴漆，一個月僅有2000多元工資。
在老板辦公室見到自己班主任的時候，張超說自己“有點想回家”。當天中午，張超便跟著老師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重新回到學校、回到班級，張超感到開心、激動，他很快便把落下的功課補上，還被選為班長，這讓他感到更要以身作則學習更多知識，“將來想考高中、考大學”。
為了“一個也不能少”的目標，點子想了一個又一個。丘北縣新店鄉中心學校超過60%的學生都是苗族，為避免少數民族學生因早婚而輟學，學校開辦了苗族女生班，目前有6個班317人。為讓孩子們在學校生活得好，丘北縣八道哨鄉為8個村完小各安裝了兩臺洗衣機。
義務教育控輟保學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是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內容。如今，像李未、李麗、張超一樣成功勸返回來的孩子，在丘北縣有181人，在文山州有1875人，文山全州基本實現了能勸返、留得住、學得好的目標。
信息化助力鄉村校開齊開足課程
早上7點53分，在晨讀開始十幾分鐘后，“麥”搶到了。
文山州富寧縣各甫小學三年級16名學生迎來晨讀上最激動的時刻。他們的身影出現在教室前的電子白板上，站定后，學生們開始齊聲朗誦《小雪花》。屏幕另一頭，連接著當天直播課的主講教師——江西省寧都縣黃石中心小學語文教師何袁億，以及全國各地100多個班級。
信息化打開了學校的圍墻，給邊疆民族地區的孩子們帶來了新鮮氣息。2019年秋季學期，富寧在15所學校試點加入網絡公益課程“互加計劃”，課程涉及科學魚、彩虹花晨讀、韻律舞蹈等18門。
“在我們這，鄉村孩子們可以跟河南的老師一塊晨讀，跟浙江的老師做科學實驗，還有縣城里的老師帶著孩子們一起學英語、練書法。”富寧縣教體局副局長劉弟成說。
而就在幾年前，富寧的農村小學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缺少專職教師，英語、音樂、美術等課程或是不開，或是上得很隨意。農村學校也沒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
推動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技術的力量被寄予厚望。2016年，富寧投入1億元，一步到位、整體實施教育信息化建設，新建、改擴建多媒體教室1140間，計算機教室142間，新配備學生機4573臺，光纖網絡接入了每一個班級。
“當政府已經投入完成，設備全部調試完畢，我們開始思考，怎么管理和應用才能讓這些設備發揮最大的效益。”劉弟成說。
“建用脫節”是教育信息化的一個老問題，硬件投入后，如果沒有學校和教師的常態應用，教育信息化只能說是表面繁榮。
怎樣擺脫“建造時轟轟烈烈、使用卻不夠深入”的老路？單靠縣里電教室的力量有限，富寧在2017年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富寧數字學校，吸納全縣的學科骨干教師和有特長的教師，共同參與教育信息化建設。
富寧數字學校全面負責縣里教育信息化的軟硬件建設與維護，同時承擔了改革課程體系，組建學科教研組，建設縣級教研體系、資源體系、技術支撐體系等工作。
富寧縣教體局教研室副主任彭秀雄說，剛開始，直播課與北京一家公司合作，由對方教師在北京給富寧學生上課。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富寧有意識地組織當地教師邊學邊上。直到2019年春季學期，英語、音樂、美術、書法課全部替換為富寧當地教師。兩年來，富寧數字學校培養出了一支近30人的直播主講團隊。
每學期開學前，富寧的農村小學都會收到一張統一的排課表。按照這張課表，共有495個英語班級、782個音樂和美術班級、384個書法班級通過直播上課，受益學生超過5萬人次。
不僅如此，針對信息技術課隨意化現象，富寧還探索出了信息技術課的“異步專遞課堂”。“異步”區別于直播，由富寧數字學校教師制作課件、微課等課程資源包，分發給各小學，再由學校的助教按資源包內容給孩子們上信息技術課。這使富寧小學階段的信息技術課真正步入了正軌，學生從以前的以玩為主，轉變為能夠系統學習基本的電腦技能，也帶動提升了教師信息技術素養以及觀念的轉變。
劉弟成介紹，受益于教育信息化，富寧成為云南少有的全縣鄉村小學所有課程得以開齊開足的縣域，進一步推進了教育公平和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他坦言，推進教育信息化依然面臨后續資金缺口大等重重困難，但辦法總比困難多。
如今，文山全州1055所學校及215個教學點實現寬帶網絡接入，多媒體教學設備教室覆蓋率達到89%，州級的智慧教育云平臺已經建成，將對提升教學質量、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各甫小學校長李貴龍腦海里，孩子們第一次上直播課時那股“壓制不住的興奮勁”依然歷歷在目。在他看來，信息化給邊疆孩子帶來的意義遠比具體的課程內容重要得多，它為孩子們打開了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讓孩子們上學更積極、更愿意與人交流、更敢于表現自己了。
作者：本報記者 王家源
